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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5月0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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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冯仑(资料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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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任鹏
冯仑的公众形象一直有点复杂而紊乱。
朋友潘石屹认为冯仑像个导演,而在网民眼里,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则有点思想家的味道。
但在“房奴”看来,这又是一个“黑心”的、没有流淌着道德血液的房地产开发商。
很少有人知道冯仑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难以评价就在于:矛盾。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所以有了矛盾的人生。冯仑的人生里,烙满了时代的印迹。这个当初体制内的精英,曾经无比渴望生活在体制内,他在赚钱的同时,却又始终无法忘却理想,在时代选择和不由自主的命运安排下,他走上了另一条更为矛盾的路。
被抛弃的孩子
上了“天堂”
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做生意,冯仑现在会在哪儿?
有人如此评价:冯仑如果在公务员体系,好一点能官至副部长,另外是在做学问。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退休。
1988年,29岁的冯仑,曾经很想在体制内大干一场,以学者的方式参与改革。
这一年,海南建省,冯仑夹杂在10万青年之中,渡过琼州海峡。
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冯仑负责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头衔是常务副所长。
冯仑负责招人,招收的经营人员里就有潘石屹——现在的SOHO中国董事长。那时,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也做会计培训工作,以致冯仑以为这哥们儿是学会计的。
通过王启富,冯仑认识了王功权,两人谈了很多,成了好朋友。
那时候,王功权从吉林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委宣传部,作为年轻后备干部培养。在冯仑写作的《野蛮生长》一书里,冯仑评价他“内心有理想、有激情”。
1989年,研究所解散,冯仑做学者报国的理想突然夭折。
失去单位、组织关系的被遗弃感,一下子充斥冯仑全身。原本一直呆在体制内的他,再也无法回归体制。
1991年,海南再次成为冯仑的目的地,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也陆续往那里聚集,开始创业。
海南是当年唯一可以创办“皮包公司”的地方。
有一天,冯仑和易小迪在电线杆子底下吃火锅,商量怎么筹钱。后来,几个人凑了3万元,成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半年后,潘石屹加入。
在去海南之前,冯仑仍然希望能重回体制。“心理压力很大,来回晃,到底是做生意还是做学者?”这个问题,他和一群同样学者出身的伙计讨论过多次。
“我走的这条道路,属于我们那一代人当中的一个特例。”冯仑这样比喻:单位和时代来了一个急刹车,拐弯了,把我给扔地下,车走了,不带我玩了。
“我拍拍屁股,找了几个哥们儿,另走一条路,结果又赶上很多逃难的人。这些人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大家觉得不错的、可以发展的天地,这个新天地叫民营企业。”
命运总是这样让人不可捉摸,如今,冯仑最不缺的恐怕就是房子,而当年,他却为单位分房而满心无奈。
那个时代,分房子要看资历、熬工龄,还得瞧大小领导的脸色。复杂的关系谁也逃不开,你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偶尔,冯仑回原单位瞅瞅,昔日的同事,有的还住在当年熬来的老房子里。
公司起步艰难,几个人兜里只有几百元钱,每天一睁眼,就是发愁去哪儿借钱。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全社会掀起一个热潮,全民重新认识、投身市场经济,包括体制内机关里也有人下海。那段时间,最兴奋。”冯仑说,那时候有种不一样的感觉,“空间一下子变大了,人人都兴奋得不得了,眼睛全都放光,每一个人都有梦想。”
如今,人生走了一半。冯仑把那段时间看作自己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候的自己好像是个孩子,因为不知道后面的风险,“每天都充满了梦想、激情去做这些事情。”
从“车”上掉下来后,他曾以为自己迷路了,“以为再也找不到天堂了,后来发现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告诉我前面是天堂。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天堂,但我已经走在进入天堂的路上。”
与冯仑同行的梦想者有很多,大多是1992年从机关走出来的。
很多年后,冯仑对已经发达了的潘石屹说,三个人成就了今天的你:邓小平、你老婆和我。
那时海南散发着
浓郁的“丛林气味”
注册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时,为了表示有人,冯仑临时从街上拉了几个人,坐那儿等着。工商局到这儿一看,你们有两个人,那就行,然后冯仑就拿到了执照。
一切的荒诞,在海南这个戏剧舞台上上演。
公司账面上是凑来的3万元,冯仑和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商谈一个八栋别墅的项目,冯仑告诉对方: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一起做。
这是第一笔大生意。投资人来看项目时,平时没有正经衣服的几个人,赶紧翻翻每个人口袋里还有多少钱,现买衬衫和领带。
“当时金利来领带比较高级,我们忍痛割肉买了领带送给投资人。”
对方同意了,冯仑骑着自行车去亚运村签了协议,拿到500万。用这些钱,又从银行贷了1300万。
这就是那个流传甚广的冯仑几个人空手套白狼的原始积累的故事。
当时海南的热度,就像是锅里烧开的沸水,在思想解放和政策支持下,甚至有些疯狂了。
那时的海南,散发着浓郁的“丛林气味”。
一份批文转手就能发大财,打个地基就能卖楼,再后来,完全没有法律手续,甚至没有红线图,只要有一块地的相关复印件,就有人敢和你签合同掏钱买。
“那会儿那个乱啊,真像是回到了兵荒马乱的时代。”
当时,公司在海南卖出去一块地,赚了5000万。买方反咬一口,说冯仑公司有问题,想退钱,有大领导批示封账。“当时王功权判断危险非常大,有可能会被置于死地,最后含着泪,签了城下之盟。”
冯仑曾讲,公司的人被推到一间夜总会的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强迫签合同。
退钱不说,还给26%的利息,里外损失一个亿,这是公司在海南唯一的损失。
即便如此,冯仑若干年后依然感觉,当年海南带给他快乐和陶醉。在这个自由的城市里,他能够感受到没有限制、没有规则的放松,而且不用在意那些老掉牙的传统观念。
“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一旦突然离开,会有一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下,人会选择快意恩仇,并感受到很大的幸福,精神上会很愉悦,像侠客一样。”
很奇怪,冯仑几个人都没有暴富后的报复性膨胀和挥霍,一切像他说的那样: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于是,在海南夜晚的海风里,冯仑和其他五个人在讨论一个极其复杂而且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题目——怎样把经营活动和青年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的高尚追求结合起来?
在这份“万通1993年首次反省会成果总结”里,冯仑声称,他们正在走的是一条“意义远大”的道路,可以解决“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近年来苦苦寻求推动社会进步”的课题。
冯仑说,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做企业,以此推动社会改革。
这像极了冯仑在1983年认识陈东升时,两个人在灯光昏暗的中国人民大学宿舍聊天。“我们操心的事不是个人发财、个人生活的事儿,都是很大的事儿,都是别人的事儿,这是那个时代一种特别的人格特质和精神气质。”
王功权离开万通时,和冯仑办交割,冯仑说:现在就剩下理想,啥都没有了,钱全在你这儿,就剩下一个公司、一堆事,还有负债。
“那咱俩换一下?”王功权问。
“我还是想要理想。”冯仑说。
“我是精神上的处女”
钱不停地赚,冯仑也不停地思考。
他说,自己灵魂的三分之二都放在马克思主义那儿了,没办法,从小受的就是这个教育。
“另外一部分,我放在了普世价值观……也就是我今天的精神世界。不管怎么样,我也重建了一部分了。”
产生这种改变的根源在于读书。
冯仑在中央党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内参阅览室,那里有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的资料。
“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那些正面东西以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渐渐形成了习惯。”在《野蛮生长》里,冯仑写道。
在2011年冯仑的行程表上,台湾出现了多次。
“在大陆每天跑,见到的人都是愤愤的,看什么都不舒服。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不能太折腾,一折腾了人人都不满意。”
冯仑也找不到感觉,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算穷人还是富人。”这句“得了便宜卖乖”的表态,很快招来一片骂声。
“找不到感觉”——更确切地说是有种在社会转型期普遍存在的困惑。
在台湾,冯仑常去观察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把陈水扁审判了,民进党也接受了,为什么?他相信法律,老百姓都接受。”冯仑观察到,这就是法律的相对独立、公正,人民要“信”……信一个游戏规则,信第三方给制定的一个规则。
“我们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信什么,信点法律行不行,怎样让法律成为十几亿人的行为准则?”
在自己的书里,冯仑提到了“夜总会处女”的概念。他承认,自己在中国经商这么多年,无法做到独善其身。
他不回避经商过程中需要忌讳的一些经历。他肯定地说,精神上的处女他做到了,生理上的处女有可能做不到:被人下了药,那责任不在他。
冯仑记得1994年买的东北华联项目,7000万谈好,一个官员非多要800万,指明帮助一个小兄弟,冯仑口头上答应才拿到批文。
次日,冯仑只给了400万,那人火了,说我还能再发个文把它废了。
冯仑和王功权也火了,他告诉拿到钱的人:“你告诉他,社会风气不好,你知道我也知道。”
“从主观意识上,从我能控制的行为范围内,我们保持了我们自始至终价值观的一贯性和行为的连续性。”
在海南时,“万通六君子”一起读《胡雪岩》,讨论这个“红顶商人”,最后观点一致:不找靠山。
最初就确定了不搞权力寻租,所以,冯仑觉得,企业可能赚钱慢一些,但是都很稳,起码到现在为止,六人还没有一个人出事。
“我希望做一个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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