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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5月0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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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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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档案
●姓名:钟德田
●终年:88岁
●籍贯:诸城百尺河镇西仁河村
●生前身份:干部
□钟海燕
父亲病危时,浑身插满了管子,床边摆放着各种抢救仪器。他偶尔睁开眼睛,看一眼我和妹妹,什么话也不说,就又闭上了。
这时,表姑从青岛几次打电话到家中,询问她的父亲、我父亲的五叔是在什么地方牺牲的。母亲让我趁父亲清醒时择机询问一下。
这天上午,父亲微微睁开了浑浊的双眼。我试探着问了一句:“爸,好点吗?表姑来电话,问我五爷在什么地方牺牲的,你还记得吗?”
父亲沉默着,大概是在思考。突然,他两眼放出了光泽,吃力地说:“怎能不记得。1940年6月,在五莲县ⅹⅹ村南河沿。当时缺少子弹,他们是被活埋和用石头砸死的。你五爷共带出了我们6人,只剩下我一个了。”
我五爷钟子传与父亲同村,曾任中共鲁东南特委六区区委书记。1939年,他动员当地6人参加了革命,其中就有15岁的父亲。不想,第二年赶上了“肃托”,父亲因年纪尚小,侥幸逃过一劫,连五爷在内的其他人被错杀,其中包括诸城县委书记乔志一、宣传部长刘力一等十几人。上世纪80年代初,省委为“肃托”冤案平反,五爷他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也许这就是父亲的回光返照,说完了这件事情,他再没醒过来,也没留下任何遗言,于2011年11月11日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父亲一生戴过四顶帽子:“托匪”、“右派”、“走资派”和“五一六分子”。对于这些事情,父亲从未说起过。右派的问题我自小就知道。我和妹妹在财政厅幼儿园,很长时间没人接。我问为什么,阿姨说,你爸爸是右派,罚劳改去了,你妈也下放了。听说爸爸是“坏蛋”,我很伤心,没敢告诉妹妹。多年以后听人说,当年,机关里要将某银行行长(当时有两家银行归属省财政厅)打成右派,父亲坚决不同意,结果,他被取而代之。“托匪”和“五一六分子”是当兵时一位战友告诉我的。我被连队推荐上大学,是他搞的外调,我的大学梦也因此破灭。走资派是众人皆知的事情,“文革”中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抄家、批斗会也是家常便饭,你不想知道都不行。
从部队复员后,我一直想把父亲几顶帽子的事情弄清楚。每次询问,父亲都是敷衍:“你小孩子,问那些事情干什么。”我给他讲道理,告诉他那是极左路线造成的,作为一名老党员,把当时的情况写下来,帮助党总结一下教训,这是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也是每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笑笑说,这些道理我比你懂,很多人在写回忆录,当然很好,可我不写。软的不行,我便来刺激的:“你是不是觉得挨整挨得太轻?如果过来的人像你一样都不说,这些历史就会被埋没,以后可能还会有整人的事情发生。你是不是希望我党再来几次政治运动,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冤死?”他说:“你的激将法对我没用。”就什么也不说了。平时和父亲谈什么都行,但只要将话题转到有关那几顶帽子的事情上,他便沉默不语了。
父亲1955年担任省财政厅副厅长,任命书上有周恩来总理的签名。那时我们家住在省府大院内的“高台阶”,屋子很高很大。后来财政厅从省府大院迁到经四路,我们家随之搬到永庆街,从此房子便时大时小——父亲犯事了,房子便小了,全家人只住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房子；父亲没事了,我们又搬进了两间或三间的大房子。
父亲曾对我们说过,他一生是问心无愧的,因为第一,没有整过人；第二,没有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他担任厅级领导35年,不仅姐姐、妹妹和我上学及工作分配的事情他未插过手,当年厅党组决定提拔母亲为副处长,就是因他在上报名单中将母亲的名字划掉才告吹。中学毕业后,姐姐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农场种地,妹妹分在一家街道办的小饭店端盘子,我在地处济宁某县的一家工厂做翻砂工,既累又脏还很危险。我们在父亲面前诉苦、与别人家的孩子攀比,遭到父亲训斥,说我们自己没本事,想仰仗老子,没出息。后来,我们姊妹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我读大学时已工作10个年头了。父亲的车子,除了他自己,我们全家谁都没坐过。父亲打小由三个兄弟干活供养读书,他在城里做官以后,50多年来逢年过节都要给兄弟们家中寄钱,但侄子侄女们多次前来找工作、联系项目或搞廉价原材料,父亲从未办过一件。为此,他在老家的名声不是很好,基本评价是“忘恩负义”。父亲说:“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咱良心上不欠账。”对他来说,良心是第一位的,没整人和没谋私就是有良心。工作成绩是次要的,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不同,尽了力就行,与良心无关。
至于父亲为党的事业做出过什么贡献,他从未提起,我们也不知晓。他在财政厅、统计局和省计委任职期间的工作,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他自1975年担任省二轻厅厅长至离休的15年中,大观园周围黄金地段的供销、家电、家具等公司多座大楼的拔起,青岛海尔、烟台万华等著名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单位积累了数千万元的资金(当时是个大数目)以及我省二轻事业的发展壮大,是有目共睹的。那是全省二轻系统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里面一定也有父亲的一点点功劳。
父亲在职时晚上和星期天经常加班,且常到基层出差,曾经在路上出过几次车祸,心脑血管都出了毛病。我们担心他的身体,但劝说没用。我便经常挖苦他说:“没有能力的人才老加班；你搅得大家都跟着你加班,捞不着休息,你能否也替别人想想?”现在看来,我错了,我这是不在其位,不知其责任、其辛苦。最近,我从某网站上看到对父亲这样的评价:“……任职期间,山东二轻工业的发展走在全国同行业的前列,威海市二轻工业发展的经验,受到省委的重视,并被轻工部誉为全国二轻集体企业的明珠。山东乡镇企业发展的思路、措施与工作受到农业部的赞扬。”
父亲的一位老同事曾这样对我说:你爸爸的业务水平是公认的,所有的数字在他脑子里一清二楚,发言没有废话,观点简洁明了,很有亲和力；你爸爸最大的优点是耿直,最大的缺点是太耿直。对于这样的评价,前面的部分是赞许,后面的部分是褒是贬我猜不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因大面积心梗在会场上晕倒,入院抢救了很长时间。出院后直到离休,他基本没有再工作。他这样解释:我身体不行了,将工作全盘交代给了别人。如果整天到单位去,只能影响人家的决策和工作。还是不去,放手让比我年轻和有能力的人干。
父亲去世当天,单位送来他的生平,让我们提修改意见。我念给母亲听:“1924年出生……1939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4月入党……”也就是说,父亲15岁参加革命,1个月后入党。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母亲也从未听父亲提起。父亲自1955年起就担任副厅长、党组副书记,也是我从父亲的生平中知道的,过去只耳闻他当副厅长时很年轻。组织上对父亲的评价很高,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父亲生前曾经和母亲商量过,他们身后的事情完全按照我岳父的办法做,即“不送花圈、不举行告别仪式、丧事期间不告亲友,丧事一切从简”。岳父杜秀波生前是省财政厅正厅级顾问,2007年病故。他生前在厅里率先立下“三不”遗嘱,在老干部中树立了榜样。遵照父亲的遗愿,我们在小告别厅为他举行了简单的家庭告别仪式,只有20多人参加,总共用了5分钟。父亲受过这么多磨难,仍享人生88年,其生命力可谓顽强。
敬爱的父亲,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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