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2年05月14日
来源：齐鲁晚报
-
 【PDF版】
|
|
|
 | ◤朱新礼(资料片) |
|
文/本报记者 任鹏
一个农民,年过四十,可不可以重新选择人生?
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朱新礼用他的经历做出回答:可以。特殊的时代会给每个人机遇,但当机遇来临时,还需要眼光和胆识。
你,我,他,有吗?
一个农民把“铁饭碗”扔了
4月23日下午,淄博市沂源县商贸局办公室里,拥挤而忙碌。
这是一种在全国数千个县普遍能看到的“体制内”基层公务员工作,这也曾经会是朱新礼的另一种人生方式。
工作20多年,张红终于坐到了商贸市场管理科科长位置。
张红是朱新礼曾经的同事。20年前,沂源县商贸局还叫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时,她负责档案管理。
“当年县里有一个文件,把办企业、发展经济的农业户口的农村能人,转成县里的干部身份,全县就三个人。”张红回忆,1991年7月,就这样,还是农民的朱新礼当上了县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那个年代,“铁饭碗”很值钱,直到现在也很值钱,更何况是干部身份。
在张红和同事的眼里,一个农民能吃上国库粮、当上国家干部,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
“不管官的大小,这是我一生的奋斗,我原来的理想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后来朱新礼曾说起这次机遇。
之前,朱新礼是沂源县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1988年,36岁的他被组织部选送到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后又到省委党校学习。
然而,仅仅当了几个月的官,朱新礼突然抛弃了他“一生奋斗”的理想。
朱新礼决定接手县里一家罐头厂。
工人三年没有发工资,设备和厂房几乎荒废,还负债1100多万元。朱新礼和县里达成意向:改变体制,国有资产管理局评估罐头厂资产是450万元,县里三年不承担利息,朱新礼要承担全部经营责任,还上450万元。
没有人能理解朱新礼的决定。
那时候正好到了1992年,通过报纸,邓小平南方谈话传遍全国。
“句句都很震撼。”朱新礼后来说,“如果是现在这种让人感觉很渺茫、很困惑的氛围,也许我不会选择下海。”
这一年,朱新礼正好40岁。朱新礼说,放在几个月前,自己的打算是按部就班在单位看报纸,应付一下,退休。
朱新礼至今特别感谢邓小平,他说,那种发自内心的震撼,能让40岁的人都有了一刻也不能耽误的紧迫感,“再耽搁下去可能会力不从心了,只能义无反顾地走出去,根本就没有考虑风险,不成功我也心甘情愿去试一试。”
“他是想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东里村村支书、按辈分该喊朱新礼“叔”的朱胜祥这样评价,“在政府充其量当个局长,这不是他愿意过的生活,体现不了他的价值,受局限。”
于是“南方谈话”之后一周,朱新礼就做出了决定。
如今,朱新礼特别感谢那时宽松的创业环境和氛围。“很多体制内有个一官半职的人都在那时毅然出来,这就是大环境给你的动力。”
朱新礼给新企业起名叫“汇源”,利用遍地便宜的水果,生产浓缩果汁。
企业一穷二白,连电话都是租来的,但朱新礼偏偏叫人在厂门正对面的影壁墙上写了四个字:走向世界。
这就是朱新礼的性格——先闯出去试试。
“村里能人”的超前眼光
汇源在东里村北有一家工厂,朱胜祥带着记者进入参观。提起这个“叔”,朱胜祥说得最多的是“眼光”。
“那时的汇源是山东第一家浓缩果汁厂,都是进口设备,国内不流行喝果汁,但老外喜欢,有市场前景。”在朱胜祥看来,朱新礼当时填补了一个市场空白,这就证明他有眼光。
沂源县一直是苹果种植基地,原材料不是问题。“当时苹果卖不出去,收购才八分钱一斤,他也是看到原材料的市场前景,成本多低啊!”
朱胜祥还记得,朱新礼生产的浓缩果汁,卖到16000元一吨。
“利润多可观啊!说他眼光超前,一个是瞄准了市场前景,一个是解决了老百姓卖果难问题。”
朱新礼承认,1992年《大众日报》上的一张照片刺痛了他:一位果农咬着一个苹果,面对着一车卖不掉的苹果,图片说明是:卖不出去,我就吃掉它。
从年轻时起,朱新礼就是“村里的能人”。
在朱胜祥的记忆里,朱新礼16岁就到村企业,开上镇上唯一一台拖拉机。
后来,朱新礼承包汽车搞运输,第一笔钱就赚了几万元——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
“那时农村发展副业,谁能带着村民致富就选谁。”朱胜祥介绍说,1984年,朱新礼当选东里村村主任。
朱新礼对村办企业进行整合,“他三年成立了至少17家企业,总产值有一个多亿。”
后来,朱胜祥常想:朱新礼要是一直在村里干下去,东里村说不准不比华西村差。
村主任朱新礼继续表现出了他的超前眼光,他提出:引进葡萄种植。
“山区地少,种粮食没有出路,小麦三毛多一斤,卖葡萄一斤五毛多。”朱胜祥说,“一开始老百姓接受不了,但种葡萄就是比种麦子收入高,第二年,村里一棵庄稼也没有了。东里村成了闻名的葡萄村,一年比一年富。朱新礼有这个胆,眼光长远,也有魄力。”
有媒体报道,当时的东里村是山东的首富村。
但“能人”也有能不了的时候。
朱胜祥清楚地记得,那时社会还很封闭,提供不了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村里有家企业建在另一个村,结果被老头、老太太们堵住厂门口,理由是:不是我们村的人凭什么在这里建厂?
“老百姓的思想不行,社会意识大环境也不行。各地步子迈得太小,胆子也小。”朱胜祥说,“朱新礼再有胆识,没有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环境也不行。”
20年后,他又开始困惑了
朱胜祥这几天很忙,忙着给村里修路。
每年,朱胜祥都得去一两次北京,向朱新礼汇报工作。这两年,朱新礼给村里捐钱支持新农村建设,朱胜祥得说明白钱花到哪去了。
“这几年捐了1400多万,除了建设,还花在教育和孤寡老人身上。”
“今年朱新礼很忙,得准备汇源20周年庆典。”朱胜祥说。
转眼间20年就这么过去了。当年,那些和朱新礼一样辞职下海创业的人,有人成功了,有更多的人失败了,有人退缩了,还有的人坚持到现在,这让朱新礼很感慨。
现在的时代和当初又不一样了,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又在拼命争过公务员的独木桥,往体制内走。
两个月前,朱新礼去参加“2012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主题恰好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但他再也感受不到当年激情创业的氛围,现实是,几千个大学生不可思议地去争一个公务员的名额。
朱新礼努力想搞清楚如今年轻人的选择,他有些担忧,“他们都不愿意去创业,认为创业风险太大了,所以大家都去当公务员,往体制内钻。”
他提出一个问题:“要是创业的氛围得不到尊重、支持,得不到更多人响应去践行的话,那谁去创造财富?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体制内的人吗?”
朱新礼想到了自己的企业,他不避讳地说,管理越多,企业效率就越低,层级越来越多,人员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汇源每隔两三年,就会来一次组织结构大调整。
“大家都用OA系统,还不如过去用一张纸办得快,能立即落实。”朱新礼说,“如果说国家在这些方面不下决心……那包袱只会越来越杂,效率会越来越低。”
朱新礼担任过几家电视台创业栏目的评委,有时候他会鼓励现在的年轻人:“我们身处信息膨胀时代,难免浮躁,所以,要专心和安心地做好一件事。只有专心专注,才有可能成为行业的专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