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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5月2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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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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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属龙》
常新港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年1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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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霞
20世纪美国小说家布思·塔金顿在其著名的儿童小说《男孩彭罗德的烦恼》中,不无戏谑地把男孩的12岁称为“一个值得苦苦熬盼的成就”,并笑言“一个刚满12岁的男孩就像一个法国人刚获选学院院士一样”。当然,只有12岁的少年才能体味与这份“成就”相伴而来的种种甘苦。这个“少年”包括塔金顿笔下的彭罗德,也包括常新港在其儿童小说《我们属龙》中塑造的五位少年主角。
对男孩来说,12岁是一个与躁动有关的年龄。在这个年龄,他们眼中熟悉的世界仿佛重新变得陌生起来,他们身边原本平易的生活忽然变得有些难以相处,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发现,12岁的身体仅仅是走在街上,也会无端地引来一些不安的猜忌,就像在《我们属龙》中,那位警惕的退休警察从聚在街边的这五个男孩身上,恍惚看到了“草原上的小狼”般的小小威胁。这当然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因此,这些游荡在童年与成年的时间缝隙里的男孩们,尽管“肚子不饿,口中不渴,天不热也不凉,但是,就是觉得苦,十二分的苦”,这种“苦涩”感与即将来临的青春期有关,同时也打上了当代少年生活现实的独特邮戳。
所以,五个男孩中的张萌决心要为12岁的“委屈”和“不幸”写一本书:那个默默地与自己身体里面无法言说的怯懦拼斗着的项雨,那个因为被老师公开误解和羞辱而对学校、对生活失望至极的武百,那个怀着对一个安定的家的渴望却不得不跟随父母辗转于不同城市之间的七省,那个生活上予取予求却从未能从中获得真正快乐的乌鸦,还有那被父亲专横的学业期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张萌本人。与外面世界的波澜壮阔和现实人生的大起大落相比,12岁的这些烦恼看上去是如此细小和琐碎,有时甚至显得微不足道；而与那些属于战乱、饥荒、斗争年代的沉甸甸的童年艰辛相比,丰衣足食的张萌们的这些委屈,又显得多么云淡风轻。有的时候,连小说的主人公们也忍不住自我感慨:“幸福的事情太多了,人就会忘记幸福。”
然而作者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委屈的意思,相反地,他希望我们看到,每一个时代的童年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艰难与烦恼,而且,对于亲身体验和承受它们的童年个体而言,这些烦恼本身并没有伦理上的高低之分。换句话说,小说主角们所面临的种种日常生活的烦扰,也是亘古以来童年始终身处其中的生存困境的一部分,它们在童年的心灵上所留下的情感印痕是一样深刻的。小说借七省之口这样说道:“只要是自己经历的不幸,没有大小。”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童年不幸的体现方式,而在于这种不幸的根本内容:“有哪一位大人真的在乎一个12岁男孩子心里的难受呢?”毫无疑问,童年真正的生命感受被轻视和遗忘,这才是童年最大的不幸。我想,这是《我们属龙》所意在表现的一个基本题旨。
小说中,少年们对于上述“不幸”的反抗显得悲壮而又无奈。在爱好写作的张萌和功利主义的父亲之间不断升级的对抗中,12岁的少年始终是弱势者,他的精神只能借由一种“隐形笔”般的非正常方式秘密地生长。同样,面对来自师道尊严者的缺乏善意的嘲弄和羞辱,受伤的武百最后选择了逃离。这或许意味着,小说中的少年与其生活世界之间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调和的,而在这种对立中,真正理解他们需要什么,以及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的,也只有他们自己。这使得小说对于少年行动能力的肯定和张扬显得格外突出,也使得小说的整体叙事更透露出一种童年中心主义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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