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是一团不熄的火

2012年06月0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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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和大哥(右)　

□吕家乡
逝者档案
　　●姓名:吕家新
●终年:71岁
●籍贯:江苏沛县河口乡丁湾村
●生前身份:农民

　　大哥吕家新小时候在姥姥家读过两年私塾,能识文断字。他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在耕种、盖房、木工上都是好把式,逢年过节乡亲们共同欢庆时,还能自拉自唱。因为家里地少人多,务农之外,大哥又帮助父亲,推着吱吱扭扭的独轮车,贩卖铁锅、瓦盆,生意不错。到大哥结婚时,家里已经不愁温饱了。
　　日寇的侵略粉碎了发家致富的美梦。1938年5月,沛县县城沦陷,土匪猖獗。大嫂被绑票,托人、花钱才得释放。接着另一股土匪又连夜向我家“喊项”:限三天内交出150块大洋。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邻村的地下党员王宪荣来了,他劝说大哥带头成立农救会,土匪、汉奸来了就跟他干。大哥接受了他的建议,农救会成立起来了,果然土匪没敢来“要账”。
　　地下党员王宪荣的出现,使大哥彻底改变了人生道路。从此那些让大哥反复回味的辉煌场景接连上演:
　　在1938年7月的一个宁静的月夜,在一片高粱棵里的盐碱空地,对着一面笔记本大小的、用硬纸剪成的红旗,大哥隆重地宣誓入党。
　　在1940年春夏,大哥到苏鲁豫边区办事处所在地单县,受训四个多月,聆听白学光讲《政治与时事》,郝中士讲《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郭影秋讲《统一战线与游击战术》,由此大哥体会到了什么叫心明眼亮。
　　按上级指示,大哥千方百计地筹集枪支弹药。学会了打枪,参加了实战,一面和日伪军打游击,一面对付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摩擦。腰里别着一把短枪,精神抖擞地经历着披艰历险的锻炼。
　　形势逆转,大哥奉命暂且回村,和上级的秘密联系地点是村前桃园的园屋。一片树叶包着一个小小的字条,搡在最不起眼的墙缝里,那就是上级的指示。
　　形势更加恶化,上级指示他离家。1942年夏,大哥到萧县郝集投奔大舅,在一个烟酒店做了店员,继续和王宪荣保持联系。王宪荣不幸于1943年夏因病去世,大哥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正在焦急中,传来了上级的通知:让大哥在第二天夜里到陈扬楼(丁湾村南3里)村南的树林里去等一个人。大哥按时奔到指定地点,冒着小雨等了一夜,却没等到来人。从此大哥就和组织断了联系。
　　1944年秋天,姜心亭同志突然来见大哥。他家住陈扬楼,公开职业是孵小鸡。大哥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但是不属于一个支部,平时没有联系,按照纪律,不便多问。大哥把他引进“银房”(密室),他问大哥这里是否安全?能不能住两三天?说着拍了拍腰间,原来他带着一把手枪。大哥做了安全保证。他有时昼伏夜出,有时昼出夜伏。第三天告辞,大哥送他到郝集东北角的坝头。不料大哥刚回到店里,就有人说:“你的客人叫鬼子抓去了!”那时郝集北头有个日本鬼子的据点,正在扩修炮楼。大哥心里咯噔一下,心想鬼子只要一搜出他的手枪就完了。大哥马上买了活鸡和香烟,托人送给鬼子,要求把姜心亭放了。幸运的是,鬼子并没有对他进行搜身,叫他扛了几趟木头就放了。这事想起来实在后怕。
　　由于乡保长的欺压,父亲忧愤成疾,在1943年去世。家里没了男劳力,全靠母亲带领嫂子和姐姐们里里外外地忙活。更难忍受的是地头蛇的肆意凌辱。正像母亲所说,那些年苦苦煎熬的日子真是“咬着牙钻羊角沟”呀!
　　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中,故乡解放了,我们全家感到拨开乌云见到了青天。1950年春,大哥以扬眉吐气的心情回到丁湾村,被选为村长,按照上级部署,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怎么也想不到又一次遭到劫难。
　　乡长潘正印和工作组组长张绪顺(不久后调任沛县法院审讯股股长)都是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因为大哥抵制他们贪赃枉法的行为,他们对大哥怀恨在心,伺机陷害。在土改中,他们指使人上演了一出“假上吊”的闹剧,借此诬陷大哥逼人自杀,把大哥抓起来,未经宣判就押到峄县去劳改。两年后释放,大哥要求组织上重新审查此案。这时,负责审讯的张绪顺早已在1952年暴露了叛徒面目,暗杀了革命干部孟昭荃,随即畏罪自杀了；原乡长潘正印由于违法乱纪,也已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组织上给大哥平了反,大哥继续担任村长(此后改任大队长,公社管理区主任)。
　　这事过后,组织上和乡亲们对大哥更加信任。大哥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组织上希望他重新申请入党。大哥却坚持认为:好比嫁人,我嫁给了党,从来没有失节,更没有改嫁,只是因为环境所迫,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既然又恢复联系,就自然还是一家人,怎么能重新再嫁一次呢?大哥虽然没能解决组织问题,却自认为“是党的人”,自觉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他所带领的初级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连年高产,社员们喜气洋洋,上级也不断表扬,锦旗领了一面又一面。可是好景不长,1958年搞起了公社化和大跃进,大哥拒不执行那些既违背常识,又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做法,于是被当做“白旗”拔掉,反复批判。后来中央发文件纠偏,上级给大哥赔礼道歉,恢复了名誉。
　　1963年,大哥的胃溃疡和肺气肿加重,他辞职回家疗养,而且不要任何补贴待遇。村里的干部和群众对他很尊重,请他对村里的工作继续“掌着眼”,邻里的纠纷也愿意找他调解。
　　1966年“文革”风暴卷起,造反派批斗大队和公社的当权派,并策划夺权,拉拢大哥说:我们知道你和这些走资派平时就有矛盾,受到过他们的打击迫害,现在是你翻身的时候了。大哥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我做人从来讲究本分、正直,不会无中生有,也没有野心,我和你们不是一块地里的鹌鹑!造反派恼羞成怒,就造谣诽谤大哥,给他加上什么“叛党分子”、“漏网地主”、“杀害革命干部”等等罪名,除了贴大字报,还向各级党政军机关发去检举信。假的就是假的,在“清队”中经过内查外调,彻底弄清了大哥的历史问题,否定了这些污蔑之词。在大哥受到围攻的困难处境中,县人事局局长王敏宣同志(大跃进中的工作组成员)因遭到造反派追捕,向大哥求援避难,大哥给以精心保护、照料一个多月,使他得以免遭摧残,由此结为患难之交。
　　打倒了四人帮,历史进入新时期,我家获得了二次解放。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原来受我连累的侄儿们纷纷入党、提级或上了大学。全家一片欢腾景象。但大哥的身体却越来越糟,肺气肿转成了肺心病,夜晚根本躺不下,只能坐在床沿撑着拐棍打盹,日夜昏昏沉沉,眼看着油尽灯枯。
　　这时在县委工作的侄儿带来了一个喜讯:上级发来文件,战争年代入党的党员,由于环境所迫脱离组织的,可以申请组织审查,经审查符合党员条件的,准予恢复组织关系。
　　听到这个消息,大哥激动得把拐杖一丢,跳下地来,两眼放光,连问:“真的吗?真的吗?”从这一天起,大哥的病情一下子减轻了,他按照文件的要求,准备申请材料,有时口述由侄子记录,有时亲自执笔书写。材料一份一份地上交,审查一关一关地通过,好消息不断传来。离最后胜利只差一两步了,不料大哥的病情突然恶化,于1985年12月8日凌晨停止了呼吸。
　　由于手续还没有办完,大哥的党籍没能恢复。不知大哥是怀着希望还是怀着遗憾去世的,但我知道,他一定更加坚定地确认自己所坚持的“我始终是党的人”的信念。大哥以几十年对这个信念的顽强坚持,赢得了乡亲们和村、乡、县干部的赞誉,在大雪纷飞中,数百人自发地参加了他的葬礼。在我心中,大哥是一团不熄的火,每当想起他,我就会热血沸腾,力量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