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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6月0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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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建坤(左)与刘宝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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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63岁的北大荒知青杜建坤没想到,一个简单写点回忆录的想法,竟然变成了一场1200多位老知青重逢的大聚会。 知青们自费出版了一本《情系大兴岛》回忆录,5月18日的聚会也是发行仪式。 三十多年前,在两条河流环绕的大兴岛,有着或美好或痛苦的回忆。这次聚会,杜建坤发现,在后三十年的人生中,战友们一直在努力把痛苦的回忆剥离。 也有怀念,但是怀念那个年代的精神的愉悦和岛上老乡的淳朴。 杜建坤在看热播的电视剧《知青》,也感觉到了一股“知情热”正在出现,他觉得这股潮流,可以让现在回望那段历史和积淀的精神。 拼贴苦涩 却别有滋味的青春 聚会的喧闹散去一周多了,从北京陆续回到各自老家的老知青们,开始彼此回味这次相隔了三十多年的相见。 他们更多的交流,是建在老知青网一个论坛里的“家”,名叫“6师57团战友之家”。 如果不是发起、组织5月18日的这次上千老知青的大聚会,杜建坤永远不会使用邮箱、QQ。 杜建坤曾在北大荒呆了11年,和普通知青不同,他们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离珍宝岛很近的大兴岛上,过着准军事化的屯垦生活。 回到北京三十多年,他仍和几个知青保持着伙伴般的友情。 去年,几个人喝酒聊天,杜建坤想邀大伙写写回忆当年垦荒的岁月。有人提出,干脆出本回忆录,就写北大荒的知青故事。 61岁的刘宝河在老知青网开辟了这个论坛,发出了征稿启事。 “口口相传,一直杳无音信的战友们的联系方式越来越多,回忆文章也收到了几百篇。”在家里,杜建坤正和刘宝河整理这次聚会的开支明细。 人越凑越多,大家提议,干脆趁着回忆录出版的发行仪式搞个联谊会,让分别三十多年的知青们重新聚聚。 “最终报名人数有1200多人,当时还担心没人来,租的500人的礼堂。” 5月18日,这些头发花白的当年那么年轻的知青再次相逢,看着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就是不敢认。 聚会现场也是回忆录的发行仪式。在大兴岛呆了六年的作家肖复兴被请来为回忆录作序。 他看到战友们无数的人生第一次,这些第一次,“剪辑、拼贴成一代人苦涩却别有一番滋味的青春。” “这就是个人命运” 去大兴岛前,初中毕业的杜建坤已在社会上晃了一年多。 “毕业时赶上‘文革’,我们到处贴大字报、串联。”在杜建坤的记忆里,工作没等到,等来了去北大荒下乡的消息。 他清楚地记得出发的日子:1968年6月26日。 “每天,北京站一车皮一车皮往外发。大家很兴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们,哪能了解离家几千里的感觉。” 回忆录里一张照片中,三个女孩探出车窗和亲人道别,充满笑容的脸上没有烦恼,却不知将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刘宝河和弟弟一起出发。“我们这代人,受的是传统的共产主义教育,从小学习的是保尔·柯察金。血液里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上山下乡是冲着建设祖国去的。” 迎接他们的,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和搭在冰面上的帐篷,还有陌生、繁重、无休止的垦荒。 “也有人真不愿意去,不想离开家,但没办法,只能被这股潮流裹挟着往前走。”杜建坤说。 有的人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刘宝河回忆说,下乡知青有工伤牺牲的,也有自杀的。 当杜建坤一步步从知青班班长、排长成为指导员时,一位叫刘佩玲的女知青,因扑救荒火被严重烧伤。“她成了救火英雄,人人都要学习她,可她五官残废,手指都烧没了。” 杜建坤曾去哈尔滨看过刘佩玲,后来各忙各的生活,渐渐失去联系。 再后来,杜建坤听说,刘佩玲自杀了。 有时,杜建坤会想起刘佩玲,“这个漂亮、年轻的女孩,就这么消失了。” 回忆录里有一张刘佩玲的照片,别着红星的棉帽下,是一张有着羞涩笑容的青春的脸。 “这就是个人命运,在那段滚滚前进的历史中,每个人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剥离痛苦的后三十年 杜建坤同样无法把握。 去年退休前,先后在私企工作10年的他,用“平淡”总结自己的后半生,“不算成功人士,也没沦为社会底层。” 住的房子在南四环以内,杜建坤很庆幸在房价疯涨前以每平米一万八的价格买下来。 回城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杜建坤接了母亲的班,在一家小单位上班。干得不错,但因只有初中文化,提干受限,再后来更没机会了。 所以他才遗憾因为去北大荒错失了上学的机会。到了大兴岛,他原本也有机会上学,“单位不放人。” 刘宝河对老友杜建坤的评价是:有能力,没碰上好时候。 早两年回城的刘宝河分到建筑公司做瓦匠,1982年“下海”,卖菜、卖服装、搞包工队,现在开了一家物流公司,规模不大。 “有人说,那段经历什么也没留下,青春荒废,学不到技术,永远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回城后,年纪大了又下岗,挺惨的,对那段经历就不愿意提。”杜建坤承认,知青大都过得很坎坷,没房子住,工作单位不理想,很艰难。 即使回城,知青们的人生也朝着不同方向伸展。“有人去了街道工厂,有关系的能分到好单位。走过三十多年,人生区别很大。” 不管过得如何,杜建坤和大多数知青还是会怀念那段时光。 “我们怀念,因为精神上是愉悦的,上下级、每个人很平等,彼此之间敞开心扉真诚地交流。” 而刘宝河的怀念,是每个人“相依为命,互相依存、鼓励才能生存”。 这些现在都不存在了。杜建坤常会想到34岁的小女儿,钱挣得多了但不快乐,压力太大了。 这次聚会,几乎所有人都在回忆那些年的快乐与幸福,把不好的回忆深埋心底。杜建坤和多数伙伴努力把自己后三十几年的人生,当做是一个逐渐剥离痛苦的过程。 即使那段痛苦忘不掉,但不管是历史的错误,还是个人命运的无奈,都已经过去。 青春无悔 还是青春有悔? 杜建坤和刘宝河坚持认为,去过大兴岛的知青,和少数留在城里的人是有区别的。 “那段经历对个人性格有塑造作用,狂妄的少年们开始成长。文化知识没有学到,但培养了一种精神。”杜建坤很难具体描述这种精神的内涵。 刚回城上班,领导夸杜建坤工作劲头像小黄牛,“我觉得没什么,工作强度和在大兴岛比差远了。” 刘宝河之前曾建了一个网站,有知青发起一个辩论:完全在大兴岛消逝的全部青春,到底是无悔还是有悔? 辩论很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 “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和人生,允许有不同的想法。”杜建坤说,未来是往前看的,有那么多恨也都过去了。 刘宝河后来太忙,网站就关掉了,“重要的是人生经历,这种经历也是财富也是收获。” 央视热播的电视剧《知青》让杜建坤找回了相似的回忆。而最近,有文艺圈的人找到他和刘宝河,邀请他们参与创作知青题材电视剧,希望借有着知青经历的两个人打造更真实的情节。 “我能感觉到,新一轮的‘知青热’又开始了。”杜建坤说,“知青积淀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人生发展,也走出了很多成功人士,习近平、李克强、姜昆、聂卫平当时不都是知青吗?” 刘宝河觉得,政治和生活的磨砺让知青的承受力、宽容度、对困难的态度不一样,处理能力更好些。“积淀下来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还有舍己为人、敢担当。” 杜建坤觉得,‘知青热’的出现,能够让现在的人回望那些精神、了解那段历史,“希望反过来影响现在。” 老知青的个体回忆,多集中在曾影响自己的一些人身上。 李凤栋记得,北大荒人生之剧要结束时,当地给了知青很多帮助的老乡杨德云演出的一幕幕:这个因出身被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汉子,顶着零下四十度严寒为知青卧冰取鱼,艰难地为李凤栋送行。 肖复兴也为此感动,他坚持认为这些人帮知青在青春时节奠定了来自民间的朴素立场。 “如果青春真的蹉跎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话,曾经有杨德云这样的一些人出现,青春并非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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