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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6月0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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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年的周汝昌视力几乎为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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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刘德峰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然而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无法否认,周汝昌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
抛去无数的赞誉和批评甚至人身攻击,周汝昌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周汝昌留给家人这样的遗愿。
实际上,周汝昌先生是留恋这个世界的。
2002年周汝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虽然84岁了,经历了大悲、大喜,但我很留恋人间事。像我这样的人积累一点东西不容易,我现在写作的精力非常旺盛,几乎每天写几千字的文章。我现在靠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我积累了几十年,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吗?”
于是,在说出这番话7年之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周汝昌先生,在2009年推出了百万字作品——《石头记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
有人评价此书,“恢复了曹雪芹的真笔原文,是迄今为止最为可靠的一部真本《红楼梦》。”也有人评价称周汝昌先生在书中“妄改原文”,“以一家之言,扰人心目”。而周汝昌先生直言,“这部三新本是我经历60年努力的心力结晶,但并不等于是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只是表明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报告和虔诚的献礼。”
对《红楼梦》的虔诚,让周汝昌沉浸在红学的研究里,几乎花费了一生的时间。
1918年生于天津的周汝昌先生,自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述《红楼梦》的故事,也是从母亲手中,他第一次看到古本的《石头记》。如果说是他的母亲在周汝昌心中播下了《红楼梦》的种子,那么周祜昌和胡适则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
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寄来的函。在此函中,周祜昌说他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让周汝昌查证。
带着兄长的嘱托,周汝昌查遍了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兴奋之下,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胡适看到文章后,开始与周汝昌在书信中探讨《红楼梦》。翌年,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还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此次拜访,周汝昌拿到了胡适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这让他倍感激动。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著作被称为“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红学家邓遂夫说,这本书引起很大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一个季度连印三版。当时在台湾的胡适连加赞叹,称周汝昌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弟子,‘才华很高’。”
周汝昌的一生并不平静。1954年,他卷入“批红小将”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胡适的批判；1968年,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他被关入“牛棚”；作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探秘引发争议后,他又被指为刘心武的“老师”,遭到红学界的非议。另外,还有清史学家专门出书批评周汝昌的考证文章,直到晚年,周汝昌的生活才相对平静。
今年4月初,唐师曾探访周汝昌时发现,自1979年以来,周汝昌一直蜷缩在北京东城一处蜗居中,居住条件从未改变。“平生一面旧城东”,周汝昌过着俭朴凄凉的老年生活。这与《红楼梦》一书及相关的影视、旅游等产品带来的巨额产值反差巨大。
可他就是这样专注于研究的一个人,“抛开他红学观点的争议性,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参考意见。”邓遂夫说。刘心武也认为,周汝昌对于所谓“外行”和“业余研究者”的包容和支持,是他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
“红学到目前为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自己都怀疑这个命题。《红楼梦》学术研究上有哪些贡献?有哪些突破创新?那都只是以前的学术成就。红学近年没有什么突破、创新。红学不要忘了“学”字,它是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突破的。”
2011年,周汝昌在接受采访时,仍对红学的未来充满希望。
他的红学研究不是从“红学”到“红学”,而是从中华文化到《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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