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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6月2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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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嘉琛
在香港,无论是资本雄厚的千万富翁,还是白手起家的穷小子,只需出示身份证并缴纳不到2000港元的注册费,新公司最快6天后就可以开张；在香港,商人们无需为眼花缭乱的税种烦劳,他们开公司赚来的钱,大部分都可以放进自己的腰包；在香港,不擅应酬也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而有可能引来麻烦。香港连续十几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这里的政府在经济方面干预很少,这里的商业环境令世人羡慕。(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透过现象看本质,香港能有如此优良的商业环境,奥妙在于当地政府“积极不干预”的自我定位。新公司审批程序简洁,因为繁复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理念不符；企业税负压力轻,因为当地政府深知不应与民争利；官员不敢与企业交往过密,因为香港有成熟的权力制约机制。用《经济学人》杂志的话说,这里有一个放下架子鼓励企业尽其所能赚钱的政府,这里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内地,见到的商业环境却完全是另一幅图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黑龙江省近期推出的《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该条例规定,风能、太阳能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经过气象部门的许可,而且探测出来的资源属国家所有。这个打着“规范气象资源利用”旗号的新规,在全社会引起广泛争议。很多人都看出了其中的“小算盘”——强调政府在气象资源开发方面的行政审批权,制造寻租机会与企业争利。
两者对比,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形态,一个侧重公共服务,一个侧重行政管制。因为秉持前一种理念,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市场经济哲学在香港随处可见,政府以建立基本福利体系、推动教育均衡、推进公屋建设等工作为己任；而在内地,个别部门以“法”扩权或越权谋取利益的做法并不鲜见,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使得我们看上去是在朝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向迈进,但实质上仍未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经济思维。
在一个健康有序的自由经济体中,市场主体分散决策与公平竞争,才是优化资源配置主导力量。如果政府部门不能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调整自身定位,继续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一套来处理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关系,以政府行政权力管制一切为中心,必然会破坏经济活力,打击企业的积极性,进而导致商业环境越来越恶劣。
归根结底,内地要想具备香港那样优良的商业环境,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政府职能转型。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民间社会,已经有基本共识,那就是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要懂得权力的边界,学会“放权”而不只是一味地伸手,以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为主要职责,打破行政性垄断,才能创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商业环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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