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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6月2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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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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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默
老妈身患腰椎管狭窄,到了非手术不可的地步。我陪她去北京做手术。
住进医院,接踵飘至的是一张张检查单,循着它们指引的方向,我陪老妈乘着电梯下下上上,满院子寻找着做各种检查。
待到检查做得差不多了,终于排到了做手术。
头一天,主治医生、护士们围绕着老妈,开始忙碌了,询问病史,交代相关事项,上各种术后设备,灌肠、备皮等等。这让住进来不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就是到处奔波着做检查,既不吃药又不输液的老妈猝然变得不适应。尽管她此刻享受的是女王的礼遇,有那么多人,一趟趟地来到她床前,有时仅为帮她拣拾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像走马灯一样。但我能够看得出来,老妈就像是在拔河,从一连九天无聊和忙碌交织的等待中,一下子被扯到了手术台前,她紧张、恐惧、无奈、顾虑重重……
当天下午,麻醉科医生找我,要我签字。
接着是主治医生。这次是老妈和我一起在听。在这间唤做“阳光室”的办公室里,中央一溜儿桌子,墙角倚着一具人体模型,斜斜的夕阳轻易地忽略了它。室内还有另一拨医生和他的病人,与我们隔着桌子,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医生照着面前的一张纸,逐条地对着我们说,对面的医生也照着面前的一张纸,逐条地对着他的病人说。如果说俩医生的声音一个是东风,另一个是西风,那么,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他俩已经习惯了这样,面对着自己的听众,一板一眼地叙述,互不尴尬和排斥。倒是对面的声音不时浩浩荡荡地涌来,淹没了我们的声音,霸道地抢占了我的耳鼓。我听不清我们的声音在表达着什么,只看到一张嘴巴在不停地动。听不清没关系,白纸黑字在桌上摊开着,医生已经将手术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尽可能地条分缕析了出来,面目冷酷地刺激着我的神经,甚至连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都替我们考虑到了。我只要带一对耳朵,用来倾听；带一只手,用来签字,就足够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最后是骨科主任。整台手术中,他是唯一手捏柳叶刀的人。经过朋友的介绍,这几天我跟他有过接触,总体感觉他说话简洁、干脆、犀利,就像那把柳叶刀,在窄小的体内蕴藏着汹涌的锋芒。这是傍晚六点十分的北京,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与他相对而坐,隔着一张桌子。他指着老妈的磁共振片子,随手操起案头的一段骨头模型,向我解释着手术的方案与意义。我清晰地看到,片子上个别部位被阴影覆盖了,就像凭空飘来了一朵乌云,遮住了原本明亮澄澈的天空。他和助手们所要做的,正是拨开这些乌云,将明亮澄澈重新还给老妈。
一夜无事。老妈睡得还可以。她早早地换上病号服,等待着医生推她去手术室。我鼓励她别紧张,要相信主任的技术。她似乎为了宽慰我,笑笑,说我不紧张。
八点零八分,俩医生来推老妈去手术室了,我被要求在病房等候。
挨到下午一点三十分,护士站通知我上去看标本。我站到那道神秘的门前,看到了塑料袋中模糊的赘生血肉。主任站在门里,介绍了手术的过程,那把柳叶刀重新绽放了简洁的锋芒。
时间继续迈步向前。我的心重新被提了起来,担心着会不会有何反复,又想到了那个最后的ICU。一直到下午三点五十三分,老妈重新被推回了病房。
老妈全身麻醉的药劲尚未散尽,正处于神志不清醒中。医生叮嘱我在未来的三个小时内,要不停地唤着老妈,别叫她睡着了。
我不断地唤着老妈,要她醒醒,别睡着了,甚至卑鄙地以走开相威胁。侧躺的老妈眼皮睁不开,仿佛两个沉重的石磨,随时想着合上,昏昏睡着。看到老妈这样,我唤着她,要她看着我。她的眼睛睁不开,我用手帮她撑开眼皮,光亮一刹那透了进去,她看到了我,兴奋地叫着我的名字。随即又合上了,我在她耳边大声地喊,我走了啊。老妈努力睁开眼,仿佛一个溺水的人,喊着叫我别走,又从被窝里伸出手来说,握握手。我抓住了老妈的手,她满足地说,是儿子,真是儿子的手。如此反复,我无数次地将老妈唤醒,无数次地打断老妈的睡梦。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做有些残忍,内心与肉体挣扎了八个小时的老妈,多么渴望好好地睡一觉啊,但是不能啊!
老妈似睡非睡,一直被我大声唤着,她也断断续续地说话,说她远在贵州的姊妹,说我们这些儿女,说她的那些老同事……此刻的她并不完全清醒,但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现实的内在逻辑,有她自己的是非评判标准。邻床那个置换膝关节的阿姨听了悄悄地对我说,你母亲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
老妈也在不断地喊渴。但医生交代过,她暂不能喝水。我用棉签蘸了矿泉水,擦她泛紫而干涸的嘴唇。有时蘸得多了,淌入了口中。她闭着眼睛,吧嗒着嘴,陶醉地说,真甜,真好喝。我猛地想到了老妈喂大我的乳汁,眼睛湿润了。
上半夜在喋喋不休中过去了。至下半夜,病房内外寂静无声,老妈渐渐地睡了。
第二天,燠热多天的天气倏地凉爽了下来,日子在风和日丽中被拨亮了。
第三天,老妈已经能够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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