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金岭
此次哈尔滨桥梁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最终结论尚未出来,但到目前为止,从哈尔滨市官方传出的声音,基本上都是对当地政府有利的,也就是说,都是有利于摆脱责任,至少是减轻自己责任的说法。
比如该市政府秘书长黄玉生在向媒体通报情况时说:“我在现场看应该说是超载,可能涉及严重超载。”在原因尚未查清的情况下,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政府官员,只到现场瞅了瞅,凭什么就说是超载压塌了引桥?不仅如此,连当地专家的分析,也不出意料地和官员“保持一致”,异口同声地把垮塌的原因归于超载,更难怪有网友调侃说“这些台词我们早就给他们设计好了”。
当地发出的声音用意很清楚,那就是化解舆论对工程质量的质疑,减轻舆论对当地政府的压力。但这只能适得其反,不仅难达目的,反而是在强化公众和舆论对他们的不信任,并很可能把事故的处理过程,再一次变成加剧和公众感情裂痕的过程,其潜在的破坏性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一起事故出现了,舆论最关心的是什么?除了对死伤者的关怀,恐怕就是事故处理过程本身能否公开透明,能否摆脱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左右,能否最终获得真相,并把真正的责任者挖出来,等等。但哈市官方的应对,让公众再一次看到了那种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事故发生后,虽然也在抢救伤者,虽然也在忙于调查事故原因,但是官方发出的诸多言论中,让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所有这一些,似乎都没有那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更重要、更核心,更能牵动地方官员的心弦。
哈市这起事故,由于调查权限在当地政府,而不是由国家安监总局主持调查,更增加了人们的疑虑。正因如此,无论是网络舆情还是众多媒体,对于哈市官方的言论都持普遍的不信任和批评态度。虽不能说这些舆论反弹都绝对正确,但至少反映出对当地的不信任。它急切地提醒着我们每个人,尤其是面对舆论和公众压力的哈市官员们:假如一次公共事件的处理过程变成了强化公众不信任感的过程,并和由此产生的怨气叠加在一起,一个地方社会信任的基础就有崩塌的危险——这是比任何事故都可怕的“事故”。
因此,鉴于以往一些地方类似事故处理过程中官方和公众舆论之间的裂痕,为避免此种情况再度出现,按照权限国家安监总局虽不直接主持这次事故的调查,但有必要派员全程参与调查,并督促当地政府向研究机构和媒体高度开放有关资料和信息,使事故的处理过程在高度公开透明的状态下进行,在充分的互动中回答公众和舆论提出的各种问题:比如赶工期是否影响了工程质量,一个不能承受超载风险的引桥,从根本上来说究竟算不算“合格”,等等。
现在一些地方出了事,几乎是把所有的智慧、精力和资源都用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游戏上,这是极不明智的,很容易把自己卷入舆论的旋涡里去,更可能使小事弄大,使大事恶化,甚至激起不可控的民怨,这是危险的倾向。一个高速发展的地方,出点问题不奇怪,关键是出了问题怎么面对——绝不能让处理问题的过程变成产生问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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