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文静
两个有裂痕的家庭,六位各怀心事的人,再加上他们经历的近三十年的故事,这就是鲁迅文学奖得主鲁敏的新作《六人晚餐》。这个故事让主持人孟非读完后热泪盈眶,这部小说出版后即荣登各类好书榜。近日,本报记者对话鲁敏,畅聊她的新书及其对写作的坚持和热爱。
故事背景跟我的经历有间接关系
齐鲁晚报:《六人晚餐》这个故事是何时成形的?为何会写一个上世纪90年代末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的故事?
鲁敏:2009年,上一部长篇《此情无法投递》结束后,我开始构思这个故事。前一个长篇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严打”,新长篇我想再离当下近一点。
故事发生的背景跟我的经历有点间接关系,我父亲在南京一家大型军工厂做工程师,这家军工厂又与南汽相邻,那一带都算是厂区。我在那里呆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目睹了大厂的自盛至衰:改制、转产、拆房、卖地等等。但我的重点其实不是历史大事件,而是这个背景下的人,就好比拍照,背景是虚的,我把人、人物的表情与动作拉到了最前面的聚焦点。
齐鲁晚报:新小说中六个人的故事分六部分叙述,对于这样的叙述方式,是不是构思设计在前、动笔在后?
鲁敏:现在这个结构被大家说像“六扇门”、“六棱镜”,但开始不是这样,初稿在写到五分之三时,都还是传统的时间顺序、第三人称一根线写下来。
中途停下回读时,我感到很不满意:小说中每一个人,都那样苦闷、隔阂而又充满热烈的幻想,我的视角不该全知全能,那太简单也太冷淡了。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化身为他,从他的身影里出发,成为一个局限的、被蒙蔽的人,我们要一起在暴雨中淋个透。我决心推翻重来。当然,这是“自找麻烦”的过程,毕竟,“我”需要找到进入小男孩、老酒鬼或是吹玻璃工的通道。前后六稿,有一多半的工夫就是在时间轴与人物视角上折腾、取舍和覆盖。
我有道义呈现和保持语言的水准
齐鲁晚报:《六人晚餐》的文字非常密实和丰盈,将生活中细微不易觉察的东西都呈现了出来。您文字的敏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呢?
鲁敏:我一直非常看重语言,尤其在这个速读、微阅读、碎片化阅读甚至干脆就是读图的背景之下,作为写作者,我觉得自己有道义也有这个职业的诉求,呈现和保持语言的水准,甚至要建构、开创语言的美感。至于我的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很难回答,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不自知的过程,跟阅读、沉默、发呆、观察、学习、遗忘、修整甚至季节、年份等都相关吧。
齐鲁晚报:这个故事传递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无力感。在这个时代中,混得不好的人特别需要用笔记录下来吗?
鲁敏:无力感、失败感、渺小感,我想在人群中是一个很普遍的体验,最起码我一直都有。失败是人生常态,但大多残损的人生仍像向日葵一样痴心向往着光明与成功——这一点特别让人动容和心疼。我想在《六人晚餐》里表达这种感受:书里的人物,因出身或阶层的局限而带有宿命的缺陷,他们徒劳地挣扎、努力,以期获得所谓更好的生活,哪怕其代价是失去爱、亲人、幸福甚至生命。
写了14年,也许算是找对了这条绳子
齐鲁晚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又是什么时候确信自己想要当作家的?
鲁敏:我以前在邮局工作,从卖邮票的营业员开始,然后做劳资员、企宣、秘书什么的。第一天开始写作的情形我至今记得。那是1998年吧,当时我的办公室在17楼,那天快要下班时,我站在窗前,阴沉低垂的浮云下面,小贩、警察、送水工、餐馆侍者、幼儿园老师、经济学教授,他们全都方向坚定、脚步匆忙,像奔流不息的水一样冲洗着整个城市。看着他们,巨大的虚妄感来袭,这些其实是假象。我渴望寻找一条绳子,把我从虚妄中解脱出来,同时进入人们的秘密,进入命运的核心。我返身坐到办公桌前,打下了我作为写作者的第一行字。到今天,我已经写了14年了,现在看来,我也许算是找对了这条绳子。
齐鲁晚报:这么多年来,写作有没有艰难的时候?如何说服自己坚持下来?
鲁敏:我与写作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从来达不到真正的心满意足,每一个与之相关的夜晚都是艰难而坎坷的。不过,我平静地接受这样的艰难。因为这是我选择和热爱的方式,度过生命的方式。
齐鲁晚报:您早期的小说多是中短篇,这么多短篇小说的训练,您觉得它给您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鲁敏: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老老实实从中短篇写过来的写作者。我对短篇很有感情,它看上去虽不像长篇有那么大的体量和重量,但技巧性却可以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些年的中短篇写作,像是一个不断磨刀的过程。我不是天才型的作家,我感谢这么些年来短篇训练给我的滋养和一路陪伴。
我一直在与虚荣、自卑、惰性、贫乏作斗争
齐鲁晚报:这两年,大批70后作家集中亮出作品。作为一个70后作家,您怎么看这几年70后的集体亮相?
鲁敏:“70后”表面上看好像有点儿不幸:既不如上一辈享受过文学大热的荣光,也不如后来者火速赢得市场碰头彩,像是身处冷水域与暖水域的交汇处。此处,营养最为丰富,命运也最为叵测,搞不好会在中途沮丧致死,或许会顺流而下远离航道。但我坚信,优秀者正可以将势就势、回到文学深处,真正做得好了,一定会是强劲有力的。看到有优秀者一起在路上,会有一种江湖相闻的愉悦感。
我们这一代的写作问题也不少,但这并不可怕,因为每一代、每一写作个体都会面临着各自的局限性,而文学就是一个不断与弱点、困境和局限作斗争的过程,重点在于,我们在写作中有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有没有逆流而上的能力和勇气。
齐鲁晚报:您已经在作协工作多年了,作协里的行政性事务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写作时间?
鲁敏:写作这件事,跟生产不一样,不是计件制,也不是计时制,所以跟时间多少不是成绝对的逻辑关系。关键是要有心境上的自由、心境上的空间。我写作上的阻碍,不是时间方面,而是自己的心魔,我一直在与虚荣、自卑、惰性、贫乏等等作斗争。
当然,人至中年,上下左右,的确是忙乱的。我一直在做减法。毕竟,人如果想要玩,呼朋唤友、会局饭局K歌局牌局,那真是没完没了。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最怕吃饭、喝茶、闲聊、开会的,能辞的尽量辞,哪怕可能让对方失望或生气。其实我也孤独、劳累,也渴望热闹与消闲,但毕竟精力有限,我宁可把同样的热闹换来家中枯坐、换来看书半册。不过这也不完全是为了写作,就是一种取舍,对社交生活的节制与谨慎。
作家简介
鲁敏,当代作家,1973年生,江苏东台人。短篇小说《伴晏》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著有长篇小说《博情书》、《方向盘》等,另著有《白围脖》、《镜中姐妹》、《思无邪》、《风月剪》、《逝者的恩泽》等小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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