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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坐牢”的英雄代课老师
  • 2012年09月2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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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银全和震后余生的孩子们。
  ▲在这片村民搭建的简陋篮球场上,将会重建云落小学。
文/片 本报记者 龚海
  教师节前后,云南彝良县的代课老师朱银全几乎成为一个符号人物。
  在2012年9月7日11时19分那场5.7级的云南彝良地震后,朱银全和乡亲们徒手刨出七个孩子,尽管其中三个孩子不幸殒命,但在人们眼里,朱银全仍然用双手刨出了教师的担当与职业精神。
  在随后的报道中,这个只有小学毕业的代课老师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但当他自己也由此对改变命运产生一点希望时,却仍然只能徘徊在代课老师的起点上。
  他身后,是彝良县几百名或者抱有希望或者不抱希望的代课教师,以及其他贫困地区不被关注的代课教师群体。
  好在,他们的命运虽然没有被改变,但同样没有被改变的,还有他们内心最朴素的师道和世道。
  从打工者到代课老师
  没有去过朱银全上课地方的人,几乎无法想象那里的贫穷。
  9月19日,地震12天后,本报记者在朱银全的救灾帐篷里住了一宿。那晚,淅淅沥沥的雨下了一整夜。
  19日中午,朱银全去彝良县城找教育局领导咨询学校重建的事情,但扑了空。
  县城里一些关注新闻的人很快从人堆里认出了他,个头1米6的朱银全很瘦小,脸上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沧桑,看上去,他实在不像个老师,更像是个刚从泥地里走出来的打工者。
  在乡村公路上颠簸了一个小时,破旧的面包车把我们载到了角奎镇发达村,一个与字面意义完全相反的地方。
  难得下山一次,朱银全到商店里给空空的背篓填满东西。
  朱银全所住的三家寨在发达村的最高点,有至少三个小时的路程。虽然有盘绕的通村公路,但没有硬化,即便是晴天,也很少有摩托车愿意载客上山,如果有人愿意,至少也得出50元车费,寨子里好多村民翻出兜底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朱银全有时会怀念起在东部平原上的打工生活,那里交通便利,完全不用为出行犯难。而多少年了,寨子里的路却没有变过,寨子里的孩子也还在重复他当年的生活足迹。
  和寨子里的同龄人一样,艰难地读完小学,朱银全就辍学出去打工了。他下过煤井,辗转过各地谋生,最后落脚在福建漳平。
  可意外发生了,妻子王义梅在割猪草时意外切断了右手四根手指,落下残疾,随后老母亲也病倒,重压之下,朱银全只好回到家乡。
  一个小学毕业的打工者去当老师,这在发达地区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可在这个偏远的苗寨,这种事并不稀奇。
  9月份,新学期马上开始,寨子里的云落小学唯一的代课老师嫌500元的工资太低,外出打工去了,没人愿意接替。于是村主任王义辉希望朱银全能接下这个活,因为在这个苗族村寨里,他“会说苗语又会说普通话”。
  朱银全满口答应了,他居然有当老师的情结,他满怀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口让寨子里的孩子一句句学会汉语,从而适应中心校以后的教学,为此,他甚至忘了在工资待遇上讨价还价。 
  云落小学其实并不算正式的小学,正式的小学在山脚下的发达村,是发达中心小学。云落小学只是它的二级教学点,学校有22个学生,有7个是一年级,其他则是学前班。
  朱银全就是在云落小学启蒙的,这是他辍学后第一次重返学校。地震的那天上午,他刚刚当代课老师三天,他教孩子们认识人的身体各部位,讲“人、口、手、足”。他还没学会备课,他一面自己琢磨,一面极力回想多年前自己上学时老师讲课的模样。
  但地震就在9月7日那天发生了。
“出了人命,
我会不会去坐牢”

  地震发生的那天中午,云落小学有7个孩子在教室里吃中午饭。他们的代课老师朱银全则在距离教室20米远的亲戚家,刚刚坐下,准备吃饭。 
  第一次地动山摇之后,朱银全一下子想到了教室里的7个孩子。他用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冲到教室,看到垮塌的屋子,他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要坐牢了。 
  4个孩子被压住身体,大叫着“老师,救救我们”。朱银全不顾一切地喊来村民帮忙救人,放牛回来的王义辉也吆喝村民来帮忙,11个人用锄头使劲刨土。怕锄头伤着孩子,朱银全又改用手去刨。最先被找到的是王圣洁和王圣芳,她俩受伤较重,由村民轮流背着下山抢救。
  随后刨出来的吴建英和张海军伤势较轻,而6岁的王跃友、7岁的卢绍梅和6岁的吴绍林最后被找到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朱银全一直在用双手刨,他的双手刨到红肿,却依然没能挽回后面三个孩子的性命。
  朱银全蒙了,他从打工者转身为代课老师才三天,就遭此变故,他无法面对把孩子交到自己手里的家长,于是在此后好多天里,他每天都在废墟里扒拉,尽可能多地找到孩子们的遗物。
  参与救援的村民张建友说,出事后那两天,朱银全很着急也很担心,饭都没好好吃。在送受伤孩子去医院救治途中,朱银全遇到了云南当地的媒体,关于代课老师朱银全徒手刨出七个学生的新闻这才见诸报端。
  朱银全实在很符合灾难报道中一般要寻找正面典型的传统。
  三天后,教师节来了,这件事很快成为彝良地震灾区最热的新闻。
  他从来就不是道德上的“高大全”,救学生仅仅是出自他教师的本能。但跟一些喜欢推卸责任的官员不同,在善良淳朴的朱银全褊狭的知识里,他该担这个责任。出了人命,他就该去坐牢。
  虽然这是天灾,可朱银全只认“家长把孩子交到了老师手里”这个死理。
  但他也认为,自己才当了仅仅三天的代课老师,实在“太倒霉了”。
  不过,与朱银全等待对自己的问责不同,随着铺天盖地的报道,他那双两天都没消肿的手被认为在废墟里刨出了教师的担当与职业精神。
  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无法洞悉媒介传播的内在逻辑,他开始“开窍”,他认为,多些正面报道,自己也许就不会坐牢了。
  他尽量满足各路媒体的采访要求,直到有记者很肯定地告诉他并不需要为此担责时,他的忧虑才略有削减。他希望自己的处境能随着外界的关注得到改善,有了关注,孩子们也许能有个更好的学校,甚至自己还会因此转正……
  但他所有的故事都在一个海拔两千多米的偏远苗族村寨里发生,这里与外界少有联系,也会很快被遗忘,或者说,如果没有2012年9月7日11时19分那场5.7级的地震,它从来就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这里只与闭塞、落后、贫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银全至今还理不清震后发生的事情,他对外来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这儿条件实在太差了。”
一辈子的代课老师
  命运开始给朱银全机会,也在给已经垮塌的云落小学机会。
  地震后,在帐篷里上课不是长久之计,朱银全很关心云落小学的重建,不过,现在他却不必为钱发愁了。三联书店已经捐了30万元重建资金。
  有人算了笔账,“考虑到山上的运输成本高,山下建一平方只需要1500元,而到云落寨就要2000元,这30万够盖两间共100平方米的教室,顶多再加上厕所和硬化操场等基本设施。”
  朱银全本人的命运似乎也在发生着改变。
  很快,朱银全有了“最美教师”的称号,他成为灾区被着力宣传的正面典型,更在教师节当天成为道德楷模。但他其实是有私心的,他怕坐牢,才上任三天就“倒此霉运”的他希望媒体的报道能让他免于担责,最好能不用去坐牢。面对记者,他也从不避讳这么说。
  铺天盖地的正面典型报道向代课老师朱银全涌来。采访中,朱银全不断接到当地一家日报的电话,要求电话采访他;还有某电视台的摄影记者,让朱银全搀着遇难小学生王跃友的母亲一起痛哭,然后完成他们想要的拍摄;还有一天,朱银全接到某媒体的电话,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要写一个震区的党员先锋故事,可惜朱银全不是。
  朱银全本人看不到电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灾区一股最耀眼的“正能量”。村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朱银全,他们转告朱银全,“这次你真要走大运了,听说还有可能被转正。”那样,朱银全就能成为寨子里第一个公办教师。
  对此,朱银全将信将疑,他自己并不清楚媒体到底把他刻画成一个怎样的形象,“该不会乱说吧?”他问记者。
  但希望在这个小学毕业的代课老师心里悄悄蔓延,毕竟,转正后的工资将比现在高好几倍还不止。
  “转正可能还说不清楚吧,不过无所谓,转不了那就一辈子代课吧。”他知道到现在还没有领导当面许诺过什么,但媒体的报道并不是让他的处境没有丝毫改观。除了新建学校的资金有了着落,他个人受到的捐赠,到账的和还没到账的,算起来大约有4万元,“够我7年的工资了。”
  朱银全还没有学会隐藏自己得到的“好处”。
永远留在山顶上的学校
  9月19日,记者摸黑走进了寨子,村民们刚吃过土豆煮成的晚饭,围坐在帐篷外的火堆边。
  房屋在地震中倒成了一片,朱银全家的土坯房裂了个大口子,屋顶也开了天窗。在民政部门分发的帐篷里,村民们已经住了10天。天气开始转凉,他们还不知道重建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展开,他们眼巴巴地盼着政府想办法给他们盖新房子。
  地震后,寨子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他们无力去改变村里的落后状况。他们大多读完小学三四年级就辍学了,如今还是城市里廉价的劳动力,不过这仍然比他们的父辈固守着几亩玉米地能获取更多的价值。
  倒塌的学校已经被村民们夷平,椽木堆在一边,腾出的空地上,有公益基金会给搭起了帐篷,外面再竖起一面国旗,云落小学就在帐篷里复课了。
  代课老师朱银全又开始上课了,他的普通话很不标准。他用略显怪异的唱腔给踏着泥泞赶来上课的孩子们讲起了“5”以内的加减法,孩子们还不太懂汉语,他说一句汉语,又再用苗语解释一遍。
  他只有能力给学生开数学和语文两门课,他煞有介事地在课堂上确立起基本的尊师观念,给孩子们演练。他宣布:“上课!”孩子们就站起来说:“老师好!”迟到了,就先在门口举手打报告。
  “在村里,老师还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职业,你能从他们说话中感受到。”虽然是代课老师,朱银全还是感到很自豪。
  在整个彝良县,教育都还是非常薄弱的一环,这与贫穷密不可分。其中垮塌的云落小学,在1957年建成后,到2006年才有了难得的一次翻新,村民出工,中心小学出瓦和玻璃,不过这仍然让它一下子成为寨子里最好的房子,因为周围的民居大都还是茅草葺的屋顶。
  随着时间的流逝,朱银全也明白,他转正的希望实在很渺茫。在整个彝良,像朱银全这样的代课教师,有约800名,他们的知识层次普遍较低,在仅有的几次转正考试中,都拼不过年轻的师范毕业生。
  不过,用有编制的教师全部取代他们又不现实,彝良县教育局副局长周光富说:“我们全县编制指标是5300个,虽然还有500个指标没用上,但很难批下来,因为县财政缺钱。”
  考虑到集中办学的趋势,彝良县的代课老师终究会越来越少,二级教学点也会减少。但周光富说,难得花30万重建云落小学,“那里又是苗寨,需要先教孩子们汉语,即便连一年级都撤了,也可以有学前班,学校还是有长期保留的必要。”
  朱银全有了新使命,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不去打工,一辈子在云落寨做代课老师,但他还想给这里的孩子带来一些新东西,“听人说每年会有针对乡村教师的培训项目,还是免费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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