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默
他就是一朵最普通的格桑花,在西藏的土地上,随处可见格桑花健康质朴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身影,摇曳在风雨中和阳光下。
结束了在西藏的交流采风,我们一行取道日喀则,返回济南。
这班由日喀则飞往成都的航班,一周仅有一班,乘客却仍然不多。
我刚坐定,高挑端庄的空姐含笑来到我近前,问我,先生,你愿不愿意到前排去坐?接着她解释道,这班飞机上孩子较多,挨着应急窗口的那一排没有人坐,她是怕孩子们到处乱跑、打开应急窗口的门,需要一个人在边上守护着。
我痛快地答应了,在她的引领下,起身向前坐到了靠近舷窗的座位上。这是左侧的一排,在我的左上方,写着“应急窗口”的标识。透过舷窗望去,阳光正好,一簇一簇的白云如梦似幻,轻轻飘过蓝得叫人心疼的天空,远处一抹抹雪山展露于云彩之中,是另一种海拔的云,牢牢地扎根于大地之上。我取出照相机,隔着舷窗尽兴地拍摄,快门响动的“咔嚓咔嚓”声唤来了一颗毛茸茸的大脑袋。
我这才发现,在我的正前方,坐着一个男孩子。这之前大概是因为椅背太高了,他又太矮了,椅背像一堵结实的屏障,挡住了他,也遮断了我的视线。此刻他听到了快门声,内心蛰伏的好奇被激活了,站到了座位上,反倒比椅背高出了一头。他留着短短的小平头,额前淘气地翘着一撮又软又长的头发,看得出刚刚精心修剪过；胖嘟嘟的圆脸蛋,双眼皮下嵌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扑闪着亮亮的光,右额处印着一颗圆圆的黑痣。
这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如果硬要我说他像什么,我仍得俗气地说他是花朵,但绝不是罗布林卡院内的那些奇花异草,名贵的它们属于贵族和看客。他就是一朵最普通的格桑花,在西藏的土地上,随处可见格桑花健康质朴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身影,摇曳在风雨中和阳光下。
我主动与他攀谈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叫朱强,今年11岁,读小学四年级,家住四川什邡的一个镇上。5年前他的爸爸经同乡介绍,来到日喀则跑起了出租车,不久妈妈也追随爸爸上了高原,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小朱强先是跟着在乡下的爷爷奶奶生活了一年,待到上学后,转而跟随在镇上的姑姑,姑姑家有一个女孩子,他们姐弟俩相处得不错。过去的几年里,每年春节他的爸爸妈妈都像其他奔波在外讨生活的务工者一样,仿佛一支缀满乡愁的箭,一边默默地盘算着归期,一边迫不及待地射向回家的路。这次是他第一次来到西藏,此前他只知道爸爸妈妈在自己头顶上的高原,那儿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也离太阳最近。
我问他是怎么来到日喀则的,他说一放暑假,姑父就将他送到了成都的干爹家,是干爹送他上了飞机,亲手交给了空乘人员,到日喀则后爸爸妈妈已在机场等候接他回家。掐指算算他已在日喀则呆了40多天,眼瞅着还有一周多就要开学了,才恋恋不舍地告别爸爸妈妈回来了。又问是谁送他回来的?他骄傲地亮了亮胸前悬挂的“无成人陪伴儿童”牌,说“我自己回来的”。我拿过那塑料牌来看,一张卡片上写着小朱强的姓名、年龄及联系人电话等信息,被他须臾不可离地挂在了脖子上。这是他暂时的身份证明,也是他在日喀则和成都两地之间搭起的一座牵挂和思念的廊桥。就像来时一样,爸爸妈妈一路将他送上了飞机,亲手交给了空乘人员,到达成都后由他的干爹接机,再通知他的姑父来接他回家。一来一回,方向不同,接续起来,恰好画了一个圆,接力的是浓浓的亲情与爱意。
我向他竖起大拇指,夸赞他真勇敢,他腼腆地笑了,露出两边没长齐的小虎牙。
问他有高原反应吗?答没有。问怕不怕?答不怕。再问他都去过哪儿玩?答去了林卡(意为“公园”)。说着他拽出T恤衫中的一枚观音玉牌,说:“叔叔你瞧,这是我妈妈在林卡给我买的,能够保佑我一生平安。”
爸爸妈妈在日喀则租了一间房子,小朱强的到来,使高原多了一个流动的家,一家三口的呼吸和梦呓亲密无间地拥挤在一起。但开出租车的爸爸整天奔波在大街小巷,只有妈妈尽可能地陪伴着他,补偿着他平时像氧气一样缺失的母爱。
我要给他拍照留念。大概是因为我夸赞他勇敢的缘故,他趴在椅背上,认真地盯着镜头,一手托举着“无成人陪伴儿童”牌,一手探出两根手指打出“V”的手势,动作大方而自然。
这时,飞机遭遇了强气流,颠簸了起来,溅开了一舱孩子的惊叫。我放眼望去,就在我的前后与右边,原来真像空姐所说的,有那么多的男孩子女孩子,他们无一例外地胸前都挂着“无成人陪伴儿童”牌。
朱强说,他们都是他的小伙伴,有些孩子的爸爸妈妈与他的爸爸妈妈原本就熟悉。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
与其他留守孩子不同的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在他们头顶上高高的天路,在土生土长的雪山、经幡和玛尼堆的太阳底下,像辛勤的蚂蚁一样向前搬运着缺氧的生活。
我也因此与他们幸运地在西藏的万米高空,在雪山十万条圣洁的哈达托举下,邂逅于这列穿越晴朗云层的“空中客车”。
格桑花——藏语中的幸福花。别看它单薄的身体擎起小小的花瓣,似乎弱不禁风,但风越狂野,它的腰杆越挺直；雨越猛烈,它的叶片越青翠；太阳越毒辣,它的花瓣越美丽。
一路上,我都在诗意地想象,这列客车正在运送着许多含苞的格桑花,它们倔强地等待迎风灿然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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