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袁蒙沂
二孩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
从事生态园设计和建设的他,一米八几的个头,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不识字,却照样日薪过三——三百元。
小时候,村里年龄相仿的小孩只有我跟二孩玩。二孩上面有一个哥五个姐,他们被村里人恶称为“东场那一窝子”。东场,本来是村里一个破打麦场。一个破打麦场,三间破瓦房,后来不知怎么的就成了他们家。村里的大人教育小孩,第一句话就是“别跟‘东场那一窝子’搅和”。言外之意,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谁就会学坏。
二孩的父亲有杆猎枪,我们称“洋炮”。他排行老三,我管他叫三大爷。三大爷一有空就扛着洋炮上山打野兔。野兔、鸽子、老鹰,他家都不缺。打猎之余,偶尔还能捉回两只蝈蝈。我喜欢动物,常朝他家跑。二孩家孩子多收入少,无论春夏秋冬,他就穿一身衣服一双鞋:薄棉袄、单裤、破布鞋。印象中,他的薄棉袄没有扣子,整天套在身上,外面抹得厚厚的油光发亮,的确给人脏兮兮的感觉。裤子上补丁摞补丁,布鞋前面经常露着一两个脚指头。夏天炎热,他光着膀子；春秋天暖,他敞着怀；冬天寒冷,他袖着手。
那时候,农村穷人多,但穷人也不太喜欢穷人。所以,村里人都避着他们。我跟二孩从小就投脾气,也亏母亲不像其他人那样嫌贫爱富。别人说别人的,我们玩我们的。父母在村里的人缘好,我跟二孩玩,也没几个敢直接诋毁我的。
三大爷人直脾气倔,六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二孩小学一年级没念完就辍学了,去了天津打工。之后若干年,我上学,他打工,我们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有时候,因为离家太远逢年过节他都不回来。
最近几年,我们相继结婚生子,生活逐步稳定。不上班回老家时,如果他在家,我们就到一块闲聊。母亲至今还说,如果我不在家,一定在二孩家。同样,二孩的妻子想找他回家时,到我家找准没错。
两个大男人,从小玩到大,那感情不是一般的铁。二孩和我是我们村的最佳搭档。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伙伴,小时候没有敢欺负我们俩的。二孩比我小几个月,却从小就比我高出一头,力气也远比我大。我们在一起,打架时,我指挥他动手；做事时,我谋划他执行。
二孩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工资却是日结,日薪三百多元。包吃包住,一个月少说也能拿个七八千。这么高的工资,我问他累吗,他说不累；我问他难吗,他说不难。在他们那一组人中,他是师傅了,指挥指挥就行。他说,只有别人干不了的时候,他才出手。
但一开始,的确挺难的。他跟我讲过一段亲身经历。一开始打工时,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去天津郊区,去测量一个装饰项目的一些数据。大体方向和距离弄清楚了,他一边问路一边寻找。郊区地广人稀,越走越荒凉,总有见不到人问不到路的时候。去陌生的地方找个小区找栋楼,莫说不识字,就算识字,也未必好找。
我问,那你最后怎么找到地方的?他说他手里有地址。虽然不识字,但是他知道拿出地址来一一对照。他说,找到一个小区的牌子,他就拿出地址对比,一处处找,几个字一模一样的,就是了。
现在,日薪低于二百元的活儿,二孩基本上已经不接了。说到在石头上、山体上刻字,二孩说如果让其他人刻,七十厘米乘八十厘米的字一般一个字三百多元。如果让他动手刻,就要贵出许多。二孩坦言,不识字,但他却能把所刻字的劲道拿捏得恰到好处。行书、草书、楷书等等,不同字体的刻法,也大不相同。听他说那些刻字要领、凸字凹字的差别,俨然已是行家。
以二孩小时候的境况,村里人都认为他长大了一定找不到媳妇。可现在,他不仅已经结婚生子,单论工资他还是我们村最高的一个。日薪三百多元,这个数字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都不敢想的。
村里看不起“东场那一窝子”的很多人,把子女从很小就圈在自认为高明高贵高级的一个个狭隘的小圈子里,用一道道变了味的意识之墙,用一次次添油加醋的无情灌输,隔绝了人世间那份最为可贵的真情、信任和沟通。
总是“护犊子”的那几家人的孩子,长大后大部分子承父业,土里刨食。有几个还特别遗传了那种门缝里看人的坏毛病,混混沌沌的,动不动就把一直溺爱自己、已经年迈的父母推搡出门,呼来喝去的,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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