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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没有定力的人是不会幸福的
  • 2012年10月2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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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歌苓近照
本报记者 师文静
  严歌苓有着传奇的一生,而无论写作还是编剧都堪称优秀。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被称为天才作家,有这么大头衔的人却也非常友好,喜欢谈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写作、自己的生命感悟。严歌苓称,她非常不愿意让别人失望,所以能答应的都应下。也是因为正处在写作的最佳年龄阶段,最近几年出版的作品才会比较多。严歌苓说,早晨女儿和丈夫都要出门上学上班,整个家会空一整天,做什么?还是写作吧。
>> 都市人需要一个模糊身份的地方
  齐鲁晚报:您的新作《补玉山居》很贴近当下都市人的心态,怎么会想到去写一个城郊的山居客栈里发生的故事?
  严歌苓:这也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几年前我偶然去北京平谷的一个山居去住,还住过另外一个山居。在那里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还认识了一位非常不平凡的山居老板娘,从她那儿知道山居是如何建起来的,生意怎么样。后来我又去了,可是发现山居不像之前那么火了,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把小山村的生意都挤没了。这件事情触动了我,小说里的山居客栈和老板娘补玉都是有原型的。

  齐鲁晚报:人们在山居隐藏身份,山居则似乎成了一个世外桃源。
  严歌苓:到“补玉山居”来的人,都带有自己的感情秘密,他们不是夫妻,不是表面上的男女关系,他们在补玉山居短暂地停留,去发展在补玉山居的故事,然后结束。停留者的故事,在老板娘补玉的眼中都是非常美好的。小小的山居,像是都市人的避风港。在山居里大家都隐去真实身份,过一段非常放松的生活,并且放下压力。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有时候需要去一个可以模糊身份的地方,度过一个心灵的假期,让自己与都市生活隔开一段距离。

  齐鲁晚报:那您自己平常如何释放压力呢?
  严歌苓:其实我也经常需要空白一下,空白对我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不读书不写作,不做任何事情,煮一杯咖啡坐着发呆。让自己空白才能不断地给自己心灵空间,而人的觉悟也才能产生。人的认识需要飞跃,人就需要不断地觉悟,空白一下,人的能力和才华才能成长。
>> 我想抓住一样东西就会孤注一掷
  齐鲁晚报:《补玉山居》中的周在鹏是一位作家,他起初坚持自己的创作理想,后来下海经商,最后成了一味迎合大众的编剧。对这个角色的设定,是否与您对作家这个群体的认识有关?
  严歌苓:其实周在鹏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在中国下海大潮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但是我听说了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卷入经济大潮的故事。这里面不少作家的“下海”成了错误的转折,并未如愿。
  很多人以为拥有了物质的时候,物质带来的享受可以超过任何其他东西,从而没有了物质之外的向往。其实物欲横流导致每个人失去定力,大家需要拼命地赚钱,这其实是一个悲剧。天分、用功和定力对于作家的写作很重要。在国外,很多作家很成功,但是物质却非常不足。比如我非常喜欢的作家纳博科夫,他在生前生活并不富足。
  齐鲁晚报:周在鹏作为作家的困惑,您会有吗?
  严歌苓:我的性格不大容易困惑,我想抓住一样东西就会孤注一掷地去获得,而得不到我也不会后悔。我很想得开,不会因为外在的荣誉、金钱而影响心情。其实没有了定力的人是不会幸福的。这是一个境界的问题,很多作家追求物质,想要更多的房产,并且以有多少套房产为目标。其实都拥有了又能怎样?最大的幸福是物质买不来的。可能买房子的那一段时间感觉自己挺幸福的,但是人的终极的满足不是这些。我现在每天写好一页文字,就觉得很满足。

  齐鲁晚报:这两年您连续出版了《小姨多鹤》、《寄居者》、《陆犯焉识》等小说,有人形容您是“多产、高质、涉猎广泛”的作家。您是否觉得自己正处于创作的最佳阶段?
  严歌苓:其实我身上没有肩负过太多的社会责任,在柏林我的社会责任不太大,我看得到摸得着的社会责任是在北京,因为要出版作品,有交稿期。女儿早晨八点出门去上学,老公上班走得更早,整个家庭空到下午五点钟,这期间我总要写点儿什么。而且每次出版社跟我约稿,我不愿意让人家失望,都会答应。有人说47岁是作家的成熟期,我应该处在写作的最好时间。但是,出得过多我也会不满意。

  齐鲁晚报:不满意在什么地方呢?
  严歌苓:在西方,出版社不会两年之内出版同一个作家的两部书,大家都是隔两年出一部。超过这个速度,书会在市场上自相残杀,不利于一位作家图书市场的培养。再者,我想要是静下心来,让速度慢下来,我能否会写得更好一些。
>> 对自己所写的男性也很满意
  齐鲁晚报:有评论说您已经把小说的类型都涉及了,跨越了军旅题材、移民小说、新历史主义等多种题材。这么多的尝试是否要不断地突破自我?
  严歌苓:其实哪种题材能激发我、能打动我,我就写哪种。我的小说中,有许多是需要做功课,需要去体验生活的。准备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因为没有农耕的经验,我感觉无法动笔,就到农村去体验生活,犁地、刨红薯的工作我都做,还学到了很多农业知识。不见得这些知识都用到自己的小说里,但是有了这种农耕经历,在写作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底了。
  写《小姨多鹤》的时候,我去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体会了一下“多鹤”的生活环境。写不同的题材就做不同的功课,有的小说需要准备很长时间才能动笔。

  齐鲁晚报:您写了多鹤、扶桑、王葡萄、朱小环、文秀、霜降和补玉等众多女性形象,您希望这些人物具备怎么样的共同特质?
  严歌苓:我要让我的女主人公坚持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哪怕再渺小,那也是能够使她们的生命产生定力的。作为女性作家,我对女性的观察很多,写到女性心理尤其是女性之间的小秘密、悄悄话时,我都会有切身感受。很多评论家都认为严歌苓写女性写得很好,她能写男性吗?后来我写了《陆犯焉识》,写了陆犯所经受的各种心理过程,我对自己写的这个男性形象也非常满意。我还写过狗的心理、狼的心理,这些需要下工夫去体验。作家就是要多活很多次,每个角色都要活一遍。

  齐鲁晚报:您另一个身份是编剧。您觉得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是怎样的,您在交出自己的小说进行改编时会考虑哪些因素?
  严歌苓:我非常爱看电影,看得很频繁,但是我从来不看电视剧。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可以有互补与互助作用,可以互为广告,它们相辅相成留存下来。现在的作品就是以后的历史,文学可以与电影相依为命留存下去。我希望我的每部作品改编之后都能拍得很好,但是我要做的是把自己的小说写好就行了。无论电影拍得如何,读者或者观众最先关注的还是小说。
作者简介
  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作品有《少女小渔》、《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金陵十三钗》、《寄居者》、《陆犯焉识》、《补玉山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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