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还没人能打破旧锁链的年代,她们自己挣脱了旧锁链。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多年她们也不同家中联系。老来才知道,都已是有相当地位的离休老干部。
□苗得雨
《延安女性生活》一文中,讲那时延安的男性与女性,比例十分悬殊,是32比1,到18比1。后来大后方去了一些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女性。而别处的女性想去,路费还筹集不起。
我这个参加工作不算早的,出来后,所在的几个单位,年轻女性也都不多。没结婚的,更是凤毛麟角。2002年,省老干部局组织金婚庆时,电视台的女主持赵新燕访问我和妻子,她问:“你们是不是感到是最佳选择?”我答:“是最佳选择。当年革命队伍中,女的少,丑的、俊的,都是领导的。我只有走自己的路……”有老同事说,我是靠记者采访和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有利机会,在大范围中“选美”。
我的老家,是一个大村,革命老区,个人参军的,一茬茬参军的和参加地方工作的,先后走出几十口子,都是男的。女的出去的,只有五六个。最早的是姐妹俩,地主家的二房女儿,早被包办订了婚,她们有文化、有模样,对于那样不由自主地任人摆布,有些不甘心,久久苦恼。那时,还是革命初期,她们悄悄联系脱产干部,帮助她们走了出去。在还没人能打破旧锁链的年代,她们自己挣脱了旧锁链。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多年她们也不同家中联系。老来才知道,都已是有相当地位的离休老干部。
第三个走出去的,是一个童养媳妇。那家两个老人,男孩不小了,但什么也不能干,全靠童养媳干,家里、场里、地里,女人干的、男人干的,都是她一人,整天忙得不住脚,时常背着柴火从街上走,那疲惫的样子像个大老娘们儿。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一个脱产女干部悄悄做工作,动员出去了。从此没再回来,去了哪里、干了什么,也没人知道,她也始终不和这家所谓“婆家”透气。
第四个出去的,是我们剧团的一个女同伴。这人性格泼辣,她是第一个敢上台演戏的女演员,与另一个姑娘在115师驻地留田军民大会上打花棍,叫了响。她结识了一个脱产干部,定了恋爱关系,每次与恋人通信,由我代笔,写什么,由我写。她恋人送她一支较为破旧的钢笔,一直由我使用。我当时的许多稿子,就是用这支破笔写的。后来,她妹妹知道了,把笔要了去:“人家使的家什,你老使!”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时,她投奔了脱产对象,出去了。是明风大浪出去的,很顺利。
在国民党重点进攻时,同时走出的,还有一个我前街外姓姑娘,参加过大秧歌,扭得很出色,但没演过戏,她结识了部队卫生所一位所长,所长恰巧姓苗。她就奔我们那一家子去了。济南解放后,苗所长当了济南火车站货场经理,所长夫人把本家带出去了五六口。后来,一位叔爷爷在济去世,济南的苗家庄人去送行,我代表致的悼词。
最后一个走出的,是我的第一个恋人的姐姐。当时担任识字班指导员,和我一起当过学习模范,去县里开过会。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时,她19岁,但没订亲,没拖带,她和一些人转移沂水北面时,知道一个部队后方制药厂招收员工,她回家看了看,就返回奔药厂去了。后来去了胶东,济南解放后,又去了淄博一带,在那里正好遇见我本门早些年参军出去的,在荣军干校担任领导的一位帅哥,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夫妇。这位模范姐所在的药厂,就是后来有名的新华制药厂,她在那里当了多年的车间主任。我电话里说:“按辈分,我得叫你大奶奶!”她说:“不对,咱们是姊妹们!”是因为妹妹曾是我的恋人,从这方面论的。她妹妹,本也出来了。我以区干部身份调报社时,村上几个伙伴也跟了去,其中就有她妹妹。不料,没过几天,被老父亲找了回去。哄着说:“回家看看,再回来!”回了家,就强迫与已订亲的外村一家办了婚事。多少年后,我们见面时,我说:“当时已经定了你去鲁中南公学学习,你要不回家,早是大名鼎鼎的明星了,像郭允泰、张金玲似的。”郭允泰,家是我们近村。她直说:“后悔死了!后悔死了!受了老爹的骗,毁了一辈子!”
人们看,那时,年轻女性出来是多么难!
我几家亲戚,七八个表姑,有几个有出来的条件和要求,却也都硬是一个也没出来。有一个二表姑,外面有意中人,想出来,父母不同意,以后嫁了人,小产去世了。记得有一年躲鬼子时,她住过我家,低声哭似的唱:“一呀一更里,月儿刚出山,姐儿在房中打算盘,一阵好心酸!有心去抗战呀,爹妈又阻拦……”我是好久才理解到她是唱的自己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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