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刚开始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文艺节目,所有节目政治色彩非常强烈,这与那个时代的环境、气候有极大的关系,谁能想到半年后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
□邵勇胜
1965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每省组建一个代表团,我们省的团长是燕迂明同志,他是省文联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副团长有王安友等同志,还有团省委和省工会的领导同志。
青年人聚在一块,又是上北京,心情都有朝圣般的虔诚,因此精神是振奋的,情绪是高亢的。在火车的包厢里,歌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不断,真是带着一腔的热血和梦幻般的心情进入北京的。
开幕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我在1964年秋天曾到中国作协办的读书班学习了四十天,这是第二次到北京了,但进人民大会堂却是第一次,因此心情无比激动。
在人民大会堂听大会发言时,是周扬同志亲自作报告,但他的南方口音很浓,基本听不懂,记得他并不念讲稿,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有时也发出阵阵笑声,但我却感到莫名其妙。我曾问旁边的一位同志,他讲:周扬同志是批评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公式化,说写到一位模范生产大队长,必然口含一支旱烟袋(大意如此),于是就引起了笑声。周扬同志的报告在1966年1月份《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我曾认真读过全文,于是我知道了领导人的讲话和发表时的一些过程,那是经过多次修改的,当然不会有旱烟袋问题。
在人民大会堂里,也听过著名作家李凖同志和林雨同志的发言,李凖那时可以说在全国已是很有成就的中年作家了,而林雨是部队出现的一颗新星,能亲自听他们的发言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崇拜他们所写的小说,再能见到本人,其虔诚和激动,是久久难以平息的。
在会议休息期间,听有经验的同志讲,大会堂前面的柱子五个人也抱不过来,我同五个同伴亲自抱过,结果真的没有抱过来,但也差不许多,可能与个高个矮有关系,柱子下边那截红色的标志,在远处看是矮矮的一截,但我一米七五的个头,再伸直了手臂还达不到红色的顶端。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大会堂的雄伟与壮观。
记得有讲解员领着我们参观了各省市自治区重点厅的设备和布置,印象较深的有湖南厅的湘绣,制作的精美和费时费力的数字是很惊人的；四川厅一种精密的竹帘,其竹线(我是那样叫)如同丝线一般；还有辽宁厅用各种钢片组成的家具、设备和挂幅的图案,若不是讲解员介绍,怎么也想不到是钢铁制成的。总之各省市自治区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请了最著名的专家和工匠们制作而成,那是一个大展览、大竞赛、大显身手的最佳地点。
会议刚开始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文艺节目,在预备会上据有关领导讲:几乎在京的文艺团体都上报了演出节目,这可能与中央领导对这次会议的重视有关,特别是中宣部牵了头。记得看过的节目有话剧《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非洲战鼓》,还有歌舞晚会、杂技表演、电影晚会等,所有节目政治色彩非常强烈,这与那个时代的环境、气候有极大的关系,谁能想到半年后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
会议安排得紧张活泼,很是照顾了年轻人的特点。会议期间曾参观了十三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皇帝的陵墓,看得比较仔细,也听了讲解员的解说,但那时的解说词以批判为主,对全面理解古代文化也就有所偏颇了。总的印象是皇帝们想把他活着时候的奢侈生活,死后再带到地下去,是众多的幕僚们费尽心机,取其在皇宫里物质精神享乐的精华,浓缩尺寸再为其重新布置到陵墓里去罢了。
有一天大会秘书处通知,晚上要在大会堂举行宴会,中央首长要接见全体与会人员,要同志们着装整齐。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人们欢呼雀跃,互相打听是否能见到毛主席,那股在人们血液里涌动的热浪久久不能平息。
进宴会厅走的是北门,在接见厅里早已排好了梯子形的五层踏板,圈了一个半圆形,人们激动而又有序地走上了高高的踏板,听领导讲说接见时的注意事项和需要遵守的规矩。人们强忍着时间的煎熬,等待着那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时间终于等到了,一个声音喊道:中央首长进场了。忽地一下所有的灯光全亮了,比原来的照明亮了许多倍,我越是想睁大眼睛把首长们看清楚,眼睛越是感到有些模糊,这大概是泪水在作怪。人们狂热地鼓掌,眼睛随,着首长在移动,但还是看清了,走在最前边的是刘少奇主席,依次有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还有彭真副委员长、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和文艺界的众多领导们。总之,除了毛主席,中央的主要首长们几乎都见到了。
首长们边鼓掌边停下与前排的人们握握手或交谈几句,他们转过一圈后,便坐在了首长席上,这时人们的激动心情也平静下来,下面便是合影留念了。 宴会厅能同时容纳五千余人赴宴,规模和场地也真够大了,我有幸被燕迂明主席邀请坐在了主宾席上,周总理及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在主宾席间走动和敬酒,人们起立鼓掌,熟人之间也有简短的问候和寒暄,舞台上有歌舞节目在演出,歌舞升平的环境和时刻,让你想象的翅膀飞得很远很远。
有一个细节记得很真切,就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同志走到山东席前,和燕主席热烈握手,热情不同一般,并说:你们是山东快书的故乡呀。后来读老舍散文才知道老舍同志在济南生活了四年的时间,他自称济南是他的第二故乡,并留下了多篇描写济南人文风物的文章。
“文革”开始后,在批判以周扬为代表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幅漫画,内容是一个领导干部模样的人,两腮鼓鼓地吹出了许多的气泡,气泡上写着那次会议的全称,漫画的题目是“制造虚假的繁荣”,那位吹气泡者大概是指周扬同志了。
本来我经常向文友们夸耀参加那次会议的盛况,看到那幅漫画后,被打得哑口无言了,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不知道东西南北,不懂得什么是正确和错误,更不知什么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分和界线了,自己学过的、做过的、经历过的再也说不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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