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地理易名,表面上是文化,其实是良莠难分的风水文化或八卦文化。
经过几轮GDP主义的喧嚣,许多官员开始“文化”起来。一些地方争古人、塑古像、修古庙、建古城,良莠不分,真假不辨,甚至连孙悟空、西门庆这类或虚幻或丑恶的神话或文学人物,也成了竞相争夺的文化标的。这些年,仅因地名包含着文化元素,就闹出不少新闻。
先不说我国市级行政的混乱(有直辖市、单列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为旅游的,如南坪改为九寨沟、大庸改为张家界、灌县改为都江堰、中甸改为香格里拉……为“平衡”的,荆州改为“荆沙”,襄阳改为“襄樊”,只是反对声浪甚大,才会回归与复辟。下面两例,大约属于求“吉利”、为“升迁”的。
骆马湖位于宿迁市区西北部,地跨徐州、宿迁两市,水域总面积375平方公里。骆马湖因龙马救子的美丽传说而得名。《宋史·高宗本纪》载:“绍兴五年(1131)四月金将渡淮,屯宿迁县骆马湖。”可见,骆马湖这个名称已有上千年。然而,21世纪第一个10年未尽,没有文化的当地“父母官”因忌惮任职“骆马湖”而“落马”,在策划大师的忽悠下,竟将骆马湖改为“马上湖”。是升迁的急不可耐,还是“落马”的风声鹤唳,抑或信仰的迷信乖张?局外人不得而知。不要以为这是记者或网民的“仇官”心理,这有该市曾经矗立的巨型广告牌为证:“游马上湖,马上有福,全力争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山西的石膏山,位于灵石县城东南约35公里。这里,奇峰耸翠,高入云表,风景奇特。不要以为石膏山盛产常见的医用石膏。《春秋玄命苞》曰:“膏者,神之液也。”这里的石膏,是指石中流出的乳白色汁水,遇空气凝结而成的钟乳石。自然遗产且又历史悠久,自然会引起官员垂注。灵石县委书记杨洪有文化,他竟然伪造《仕高山宋太祖赐名》之典故,假托赵匡胤的口吻,将石膏山改名“仕高山”,并且假传“圣旨”:“凡到仕高山者,无官者可以入仕,居位者可以升迁!”然而,“仕高山”并没有保佑杨洪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相反,刚刚改名一个来月,杨洪的仕途却戛然而止,他因腐败被检察机关查办了。
承平时期,频改地名,此种现象正常吗?时评作者众说纷纭,看法不一。我以为,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处理权力与文化之关系。在中国古代,如非改朝换代、皇权避讳或政区调整,对于承载着历史、文化、民俗的地理元素,官员们通常保持着足够的尊重与敬畏,决不会肆意动用手中权力,随便改变山川名称与人文布局。这似乎并非仅因官员的科举出身而学养深厚,而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厚重传统所致。与此同时,古代一些官员在重视文化传承的同时,往往利用自身的文化影响与文学造诣,成就新的文化事业。
苏轼知徐州,职务不在宿迁官员之下,但他从来不曾改变九里山、云龙湖之称谓,倒是因其政绩与文章,在徐州留下了苏公堤、快哉亭与放鹤亭,成就了新的文化胜迹。滕子京虽遭弹劾而就职巴陵,但地位也并不在灵石书记之下。巴陵任上,他从未利用手中权力,把“洞庭湖”改为“提拔湖”,把“岳阳楼”改名“升迁楼”,以改变自己的窘境。他的岳阳楼项目,只是重建而已。经费的筹集、诗文的邀约,不仅优化了建筑结构,而且注入了文化内涵,由其约稿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楼名文,名扬天下,有谁知道重建组织者滕子京?即使在宿迁,清帝乾隆六下江南,五次驻跸该地,乾隆皇帝从来不曾担心“落马”而远避他处或改变称谓,反而在此特设“乾隆行宫”,御笔题字的“敕建安澜龙王庙”,成为今人大加渲染、深度开发的旅游资源。
权力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正确运用,无疑是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基本保证。然而,权力的不当运用,必然贻害无穷。鬼哭狼嚎的整人,是用政治包装的权力；粗放浮夸的发展,是用经济包装的权力；毁真造假的复古,是用文化包装的权力。研究骆马湖的文化内涵,因害怕“落马”而改名“马上湖”；研究石膏山的文化渊源,为追求升迁而改名“仕高山”。地理易名,表面上是文化,其实是良莠难分的风水文化或八卦文化。然而,“马上”与“仕高”,却暴露出赤裸裸的“向上爬”。
权力有权力运行的法则,文化有文化发展的逻辑。动用权力促进文化发展,应当以尊重文化的逻辑为前提。如同前些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的发展一旦成为GDP,文化往往会沦为权力的奴仆。不仅文化本身会发生质的变异,附丽于文化的权力,也会暴露出粗鄙、低俗、暴虐、野蛮的本质。而这才是文化发展应当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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