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鲁霞
通常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但托克维尔更为关注的是平等。平等,是托克维尔思想的轴心,是他观察、分析法国社会的视角——法国社会正是自大革命后由身份不平等的贵族社会进入了身份平等的民主社会。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超拔远瞩之处在于,不仅感受到民主社会来临的必然,而且预见了平等之后将会出现的现代性之痛,以及解痛的思路、方案。思想无疆,天才总是跑得太快——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重新发现托克维尔并感叹其价值的原因所在。由于现代化步伐的迟滞,我们接触、重视托克维尔的著述要更晚,但也适逢其时,因为我们也正开始经受现代性之困。
以身份平等为标志的民主社会的到来,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微妙而深远,即使生活及艺术品味也未能“幸免”。托克维尔认为,身份平等之后,由于大众的广泛参与,精英艺术被大众艺术所替代,高雅、深刻成为稀缺,平庸、肤浅充斥视野,民主社会大批量复制出来的石膏像实在无法与此前精雕细琢的青铜像相媲美,两相比较,宛如赝品与真迹。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身份拉平、大众的参与、市场的导向以外,托克维尔认为,关键还是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在积极活动:有的是希望掌权,有的是希望致富。在这种熙熙攘攘、利害冲突频仍、人们不断追求财富的环境下,哪里有必要的安静供人们进行深刻构思呢?”
对平庸乃至低俗品味的抱怨,非独托克维尔,与其大致同时期的英国著名文人约翰·罗斯金(1819—1900)也对其时刚刚兴起的大众旅游颇有微词。在罗斯金眼中,旅游原本应是少数人踽踽而行的文化巡礼,而非成群结队急行军似的到此一游。1843年,罗斯金因《现代画家》一书而成名,并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趣味的代言人,此书及其以后的多部著作,都是罗斯金文化旅游的产物。同样,若说《论美国的民主》是托克维尔美国文化之旅的结晶,丝毫也不为过。托克维尔的美国之旅,有着明确的学术目的,且经过精心安排,在欣赏美国自然和人文风光的同时,他近乎每天都要记下自己的所见所思,虽文字长短不一,有的竟类似于速记,至今读来依旧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美国新人文主义领袖欧文·白璧德(1865-1933)是较托克维尔与罗斯金晚些的人物。在其《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二十世纪初年的一个星期天晚上,白璧德经过新英格兰一乡间农舍,见全家人正在灯光下阅读着“低级的”杂志,白璧德不禁唏嘘,因为仅在数年前,那样的家庭在星期天读的还是《圣经》呢。白璧德在书中还提到一位穷人,因为发现了个富矿一夜暴富,念及妻子在困苦时曾向往一架钢琴,于是他建了一座城堡,在许多房子里都摆上了钢琴。如此暴发户般的品味,当然是曾经的贵族的笑谈和不齿。
身份平等是政治权利的平等,而非生活或艺术品味的一致。“五四”时期,曾有过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讨论,赞成“诗是贵族的”周作人认为,“趣味不会平等,艺术不能统一”,“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此即所谓的“平民的贵族化”。
在令人分心和灵魂片刻不得安宁的社会,文化的危机其实是生命、精神的危机,品味不过表象,品性才是根本。托克维尔等人在讥讽品味平庸和低俗的同时,更看重的还是品性。说诗是贵族的,不是指诗人物质生活上的特权和优越,而是精神的超越,或品行的出众和优胜。恰恰在身份平等以后,为所欲为的个人主义和不择手段的工具理性无时不对此精神构成威胁,托克维尔等人正是因此而深怀忧虑。
白璧德承袭了托克维尔的思想,尝试着对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两者或可看做质量与数量的关系——进行调和。白璧德认为,“庞大的数量必须与质量相协调,否则我们将会无助地在自己积累的财富和权力中匍匐爬行,最好的情形也不过是无意义地将财富积累得越来越多而已”。白璧德所言之质量,就是一种精神或品性。他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反对崇新抑旧之庸俗进化论,主张以个体的“内在制约”平衡无限制的外在扩张,以精神法则对抗肢体法则,把“是什么”而不是“有什么”作为人生之目的。此种关注个体完善的理论散发着浓重的贵族精神,也不乏中国古代的君子之风。白璧德也确实钟情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他认为,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多有契合之处,亚里士多德和耶稣正如东方的孔子和释迦牟尼。白璧德对东方传统文化有着极深的造诣,在哈佛任教时,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梁实秋等一批中国学生受其亲炙,可谓学衡派之师祖。
精英主义立场总是难免反平等主义的意味,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所反对的还是品性的褪色。托克维尔谈论的是平等,内心关注的还是自由。美好事物的不可得兼,是人类社会永远之困境。平等之后如何捍卫生命的高贵和自由,至今未曾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有些道理,东西方的圣贤也许早已道破,我们缺乏的只是倾心践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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