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宪银
每当雪花在空中盛开的时候,我心里的思念就更加无法停息。雪花让我想起父亲和1991年父亲去世的那个冬夜。那晚,痛苦使我们不能自已,陪我们一起流泪的还有漫天的雪花。母亲说:“咱这里几年没下雪了,今儿这雪是来接你大的吧!”娘的话我当然不信,但因雪花适时而下,我忽然感到她具有灵性又善于传情,从此每日每月,美丽的雪花就在我心中开放着,它以它的清冷别致,唤起我对父亲的追忆怀想。
父亲的童年是在战乱和饥饿中度过的,他常常感慨地说:“没死的都是命大的!”
当他带着童年的忧伤步入少年时,生活的苦和难又一起压在他肩上:大伯为躲避还乡团的追杀离家后再无音讯,爷爷奶奶因忧虑病倒不起。父亲排行老二,下有两个年幼的弟弟。俗话说,有爹有妈二十三,无爹无妈豆挑担。在家中没有顶梁柱的时候,十三四岁的父亲靠着活下去的信念,支撑起几近坍塌的家。从天热时的野菜到天冷时的柴火,从树上充饥的榆钱到湖中代粮果腹的水草,父亲尽其所能,为温饱奔波着。为了生存,他学会了多种技能,在水中能行船撒网,在地上会犁田使牛。
村里老人至今还提起父亲扒藕的往事:“别看召明个头不高,论扒藕他可是行家中的行家。别人一天也就七八十斤,他那副挑子一百一二都不止。”
自深秋开始,湖水已入骨凉了,那些以此糊口的乡亲也已另谋生计,可父亲仍旧早上带着干粮出门,下午又用那一挑肥藕将夕阳压坠。
那时日子虽然苦如黄连,但时有莲藕和鱼虾的美味激起全家坚持的力量。在这里,我在对父亲表示敬意时,还要对微山湖道一声感谢:在艰难的岁月里,是您养育了两岸人民,在沿岸几百万人民心中,您就是那慈爱而又伟大的母亲。
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就领着两个叔叔过日子,他们本分厚道,热心热肠,在我们十里八村有较好的口碑。父亲操持着给两个叔叔成家后,又时时以慈兄的情怀去关爱他们。脏活累活他不让兄弟们插手,难事险事也不让他们出头,而吃请做客的美差却让叔叔们去应酬。
当一个大家庭的人口多得盛饭得排队的时候,父亲提出了分家,叔婶们都不同意,不得已父亲才说出原因:“我孩子多,在一块是个拖累!”
至今,婶婶们还常啦起父亲的往事:“俺谁娘家有事,二哥总是给办理的十分周全,好让俺在娘家人面前风光体面；分家多年了,他还为两个弟弟住在土墙屋里担心,不是二哥筑窑烧砖,俺不知哪年能住上砖瓦房呢!”
父亲对兄弟的这份情意,赢得了一家人的敬重。叔叔们在外说话行事都注意维护父亲的形象,对于父亲的安排也总是不讲条件、不打折扣地照办,从中可以看出父亲的人格魅力。
记得父亲住院时,当两个叔叔从医生口中听到父亲的病情很严重时,他们便瘫坐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里大哭起来,那苍老凄凉的哀嚎,那痛苦无奈的神情所表达出的深深不舍,都收藏在我情感的记忆里。
家乡解放后,父亲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他加入了农协会、互助组等农民组织,并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靠拢。1956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直至1991年病逝。
父亲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当年兴修水利,他是卓楼管区的总指挥。在岩马水库、十字河等大型工程中,父亲带的队多次在全县夺得“先锋模范连”和“争先创优示范连”等锦旗。公社领导喜出望外,为示褒奖,特将父亲增选为公社党委委员。在全社72个支部书记中获此殊荣的仅有3个。
父亲之所以能带队出工并仗仗打赢,这得益于他兼顾了处事的公正和工作的灵活。上千民工集中在一起,磕磕碰碰是难免的。父亲总是秉公处理,从不袒护任何一方。事后,他又想办法使双方像梁山上的好汉一样,不打不相交。同时,父亲还有副热心肠。民工们风餐露宿,生病是常事,遇有身体不适的,父亲就顶替干起来,虽然他作为总指挥是不需要出力的,但他把这看做是密切干群关系、了解民工思想动态的良机。在一起劳动中,他们心相通,情渐浓,整天快活地扯着嗓子唱个不停。有人说,这是父亲工作的艺术,比起那种板着脸训人的方法,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父亲是一个幽默的人,并且常将幽默运用在工作上。兴修水利都是在冬春两季的枯雨期进行,民工们一月四十天地不回家,牵挂和思念的表情时不时地就流露出来,为安抚大家,父亲特地编了一段顺口溜:
李老三,望家乡,眼里隐隐有泪光,思他的媳妇想他的娘,还有那一群小猪秧；
刘二宝,是后生,不知啥时得的相思病。蒙着被子看相片,偷偷还闻那花手绢。
同志们,要听清,为了富足咱才出河工。婆婆妈妈要放脑后,儿女情长等年终；
洪水汹,地有情,看咱如何去利用。年年丰收年年喜,囤有余粮心不惊。
每次,民工们听到这首顺口溜,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在笑声中想家的情思也淡了。
父亲性情耿直,“文革”中,当造反派批斗他时,他连连呸了两声:“你们算什么东西!”在“只要你检举揭发就放过你”的诱惑中,父亲嘲讽道:“那得等我的心变黑了那天!”为表清白,父亲剃了光头,纵然一死也不与造反派妥协。
时光飞逝到今天,回首那段荒诞岁月,我便想起季羡林先生谈到“文革”:“……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一天,当我在父亲面前提起“文革”时,他脸色顿时凝重起来。我知道我在无意中伤害了他,因为那场浩劫对父亲伤害得太深了。
父亲在村支部书记的位置上干了33年,33年里,他一直做那拉车的牛。至今,成千亩的坑洼地仍记得,是谁带领老少爷们苦干几个春秋把往昔的不毛之地变成米粮仓的?村东南的排灌站仍记得,是谁年年在汛期里黑白蹲守在排涝现场,使庄稼免受损失的?孤寡老人和无依无靠的孤儿们同样记得,是谁把他们当亲人,常将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里的?即使在病中,父亲仍坚持工作,直至把生命融入他所眷恋的土地里。
追忆父亲,我常被他待人之诚厚、爱人之深切所感动,被他鞠身为仆、俯首作牛的精神所感染。我想,从已故的亲人身上领悟些人生的道理,远比单纯的追思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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