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石念军实习生 乔旋
如果徐峥“很正常”,那么谁是“奇葩”?
《泰囧》火了,创纪录的12亿元票房,喻示了这个社会的一种共鸣:囧。
2008年开始,这个“21世纪最风行的一个汉字”,在网络聊天、论坛、博客中频繁使用,更成为一种流行的表情符号。
这个本义为“光明”的象形文字,被赋予“郁闷、悲伤、无奈与苦情”之意,实际上映照着社会心态的起伏。
1月4日,昆明长水机场因天气原因航班延误,造成近万人滞留。旅客砸机场电视机,保安打乘客,航空公司人员火线辞职……这样一副混乱不堪的场景,立马被网络小编贴了一个标签——“昆囧”。
“你们中国人,就是急啊!”《泰囧》里,曼谷的哥用慢悠悠的语气,嘲讽赶飞机的徐峥。
“曼谷再堵,也没北京堵啊!”曼谷的哥这句台词说出来,任何中国人都憋不住笑了。
这正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在曼谷,堵车,那就耐心等吧,反正这个慢腾腾的城市不在乎这一点半点的；在北京,堵车,只会让你更加心急火燎。
但北京,这个“急之国”的首都,既是一个成功者云集的城市。也吸引无数渴望成功的人扑向它,包括《泰囧》中徐峥这样的白领精英,以及王宝强这样卖葱油饼的小商户。在成功学畅行的年代里,他们不管贫富贵贱,都无可抵御地陷入这种潮流的漩涡。
显然,只要我们想成功,就无法摆脱这种漩涡,每一个人都是囧徒。
《泰囧》里,徐峥奔着几个亿的合同授权书,去清迈寻找禅修的大股东周先生。事事不顺,屡陷囧境。
而现实中的徐峥是成功者,40岁时首执导筒,便拍出了被捧为“神作”的《泰囧》,在票房上更将中国娱乐片祖宗冯小刚拍的《1942》远远抛在身后。
这件事的确有点“奇葩”。“这是要有多2才能结这份缘啊?”身在澳洲度假的徐峥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泰囧》能收获12亿票房,有点“不正常”(徐峥语)。媒体蜂拥采访这个“12亿导演”的关系圈,挖掘“成功秘笈”。徐周围的人评价说,“从没见他崩溃过”。而在微博上,徐的每一句“成功感言”几乎都被认为“清醒”和“得体”。
如果我们都觉得《泰囧》和徐峥其实很“正常”的话,那么,“奇葩”的,可能是整个中国电影的环境。
我们都是“屌丝”,我们都爱看《泰囧》
陈小我是元旦假期去看《泰囧》的。
陈小我是一家门户网站中层,现居北京,月入两万,但“没房,没车,彻头彻尾的屌丝一个”。
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这位山东农村走出的青年,“普通得就像是田野里的一只蚂蚱”。临近年底,房租又要涨了,南三环,58平方米,3500元涨到4500元。工作6年,陈小我的积蓄累加赶不上房价上涨的脚步。
坐在影院里,陈小我卸掉了办公室里的那副战斗模样。那副模样,跟《泰囧》里在写字楼里发号施令的白领徐峥一模一样。
“从头笑到尾,笑得肚子疼。”陈小我像在享受冲浪,在一波波笑声里肆情摇摆。
在影评人、小马奔腾副总关雅荻看来,正是用“屌丝”的视角看这个世界,才是酝酿《泰囧》12亿票房神话的文化根基。导演徐峥在央视新闻联播里也说,《泰囧》是“和现实接轨,和现代人的心灵接轨”的。
1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2年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
蓝皮书强调,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不信任进一步扩大。群体间不信任加深和固化,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这在《泰囧》中有所表现,比如,黄渤对妻子的猜忌,徐峥与黄渤间的冲突,徐峥对王宝强这个“陌生人”的敌视。
而陈小我的一位同行,在做《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选题时,先后采访过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的人。但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包括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回答。
对于这种普遍的“弱势群体”心态,蓝皮书提醒道:“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
而最好的“精神按摩”就是娱乐。
在黑暗的放映厅里,陈小我看不清旁边情侣的卿卿我我,唯一的光明来自于银幕。就像走在一场白日梦里,地区、阶层、文化等重重差异,都被简单的快乐搁置了,偌大的放映厅,宛如一个欢乐的海洋。
上升者的囧:我不可能去卖葱油饼
这是一个成功学流行的年代。每次出差去机场,在候机大厅的书店里,陈小我几乎都会听到电视上传来高亢的宣讲成功学的演讲。
这让他联想起曾遇到过的传销现场,人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声嘶力竭地喊“一年一百万”,“成功属于我”。
转眼到了30岁,陈小我越发不敢回老家。因为每次回老家,父母亲戚都会一遍遍追问陈小我,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成家。
改革开放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上升空间,这使得人们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望。
挣的不少,但花的更多。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这一切都让陈小我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但实际上,无论工作的枯燥程度还是收入水平,都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区别,在《泰囧》里,“卖葱油饼的王宝强一天都赚千把块了”。
朋友反驳,“你也可以去卖葱油饼啊。”陈小我自嘲,“学识背景与精神层次,决定了我不可能去卖葱油饼。”
正如美国人拉斯奇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状况一样,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西装革履去上班而被动听地称为“中产阶级”。其实他们的工作并不比蓝领的工作更需要技术,挣的也不如蓝领。这些工作既不能给人以身份,又不能给人以安全感。
未来既然已经变得不可捉摸,及时行乐的现世成功学便大肆流行。
《泰囧》以“特别惊喜”的方式告诉人们:有真情,就能得遂我愿。这是我们信奉的传统文化。就在影片结尾,卖葱油饼的王宝强就像做白日梦似的,终于见到了他心中的女神范冰冰。
但这只是电影里徐峥奉献给王宝强的“特别惊喜”,也就不难发现它在现实社会的高度稀缺。
更多时候,中国人是以妥协的姿态融入生活的主流,或者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或者委曲求全,将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抗拒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与世俗成功学鼓吹的如出一辙。
这是不是很囧?
“中国梦”下的焦虑需要释放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发现,尽管美国物质富足,美国人却常常焦躁不安。因为,“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要努力实现“美国梦”。
当“中国梦”伴随大国崛起日益流行时,人们的这种焦虑并不难理解。
阿兰·德波顿在其中文版《身份焦虑》的序言中特别指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同时,入托、入学、看病、就业、买房等对大多数人都是难题,而社会保障不健全、社会分配不公平、贪污腐败、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强化了他们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王颖的理解是,现实的压力让人们疲于应付,消费电影这种“轻质”文化产品时,出于本能,人们就会规避一切指向悲伤、愤怒、沉重的产品。就在《泰囧》票房飘红时,成龙的喜剧片《十二生肖》票房也突破7亿元。
所以说,人们冷落冯小刚的“向心灵致敬”的作品《1942》,并不是像有些教授所言,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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