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知远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经受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这是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他的幕僚鲍尔温的感慨,时间大约是1931年末。此刻,中国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冲突、英镑危机、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倒台,正奇妙地纠缠在一起。
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仍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所谓的中国是一种文化概念、心理意识,而非具体的边疆、领域面积、国民生产总值、人口统计……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因为西方世界的出现,我们才逐渐产生了中国可能只是世界地图中的一部分的意识。一直到今天,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演进的最后阶段,仍未完全通过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转变过程充满了屈辱,一代代中国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得越紧密,这种焦虑感越强烈:我们迫切地要获得与别人平等的地位,却总是发现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要克服中国已在世界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形象,仍需要更多的努力。经济增长与13亿人的市场是新一代中国人主要的信心来源,这种信心既容易使人膨胀,也经常脆弱不堪,因为它与个人尊严并非紧密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肯尼迪先生可以在中国找到最热心的读者,因为整整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都相信,只要完成了物质上的成功,我们就将重新赢得世界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获得的尊敬甚至都不是民族国家性的,而是回到19世纪前的中央王国式的。外部世界对中国充满误解,因为它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国家。中国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国家,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明传统,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对于中国的担忧、一部分中国人对自己的过分自满,是因为中国可能即将甚至已经进入了保罗·肯尼迪所列的大国兴衰的序列,它可能把接力棒从美国手中抢夺过去吗?国际问题作家们大可把中国的石油消耗量、中国的制造业革命、中国人遍布在世界各地的现实、美国对中国一家石油公司的态度,都放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无疑它们都已经指向了同一个历史方向。但是,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将随时冲破这种恰似清晰的分析。因为在这种分析中,我们对于同样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民族士气、道德力量、文化创造力、政治能力、军事组织、动员能力、教育程度只字不提。这些复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而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钢铁产量),都可以在历史关头扮演支配性的因素。
关于国家兴衰的探讨仍将有声有色、漏洞百出地继续,因为它永无答案。这种讨论对今天的中国大有裨益,因为它将强迫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坐标系中。我们总是太习惯于和自己的过去作比,惊叹于我们取得的成就。但人们理应清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主要取决于和其他国家的比较。而且这种比较理应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狭窄的领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稍微接近“兴衰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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