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鲁霞
1919年,马克思·韦伯(1864-1920)在慕尼黑分别作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次著名演讲,目前有三个中文译本:《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伦理之业》(王容芬译)。
对于“业”(Beruf)的翻译,冯克利先生颇费斟酌,笼统使用时,仅译作“业”；具体情形下,又酌情译作“职业”或“天职”。“职业”较为中性,是谋生的手段；“天职”则具有情感乃至宗教的色彩,有奉献、感召之意。钱永祥的译本不用“天职”,以“志业”代之,也很有味道。
正因为“业”的双重意思,韦伯把以政治为业之人分为两类:“为”政治而生存和“靠”政治而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把政治作为自己的“天职”或“志业”,政治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因服务于这项事业而获得意义。至于“靠”政治而生存的人,则把政治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职业”。这种划分有些纯粹、绝对,但要把事情说清楚,却是必要的。
以政治为“天职”或“志业”的政治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征呢?亦即: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把手放在历史舵轮的握柄上呢?韦伯认为,“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非政客和官僚——是决定性的,那就是“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
在理论上,把一项事业作为“天职”或“志业”的人,身上一定不缺激情,因为他是受到某种“神意”的感召并决意奉献的人。政治是一项神圣的托付,但世界的祛魅由来已久,韦伯演讲时的百年前的德国,是一个激情被利益所终结并黯然消失的年代——“人类的计算能力得到相当的培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人类深刻的力量却被这种社会关系所吞噬了”。在此背景下,韦伯把激情放在政治家素质的首位并不为怪。比韦伯更早的托克维尔就已经对激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托克维尔认为,冷漠是现代人心灵的巨大疾病,而“没有激情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终生呼唤激情,激情始终与之相伴。
政治家并非激情本身,激情服务于责任,是政治家追逐和实现某种理想的手段或动力。因此,韦伯强调,他所说的激情与同时期著名社会学家席美尔所说的“无生育能力的亢奋”是不一样的。“无生育能力的亢奋”通常体现在某种类型的文人身上,他们未曾涉足政治实践,也没有明确具体的责任指向,愿意空谈观念、理论,属于“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一路。韦伯之所以用责任来平衡激情,还在于权力行使者容易陶醉于权力本身,忘却自己的责任目标,这是权力行使过程中一个潜在的危险和陷阱。韦伯认为,“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权力,无聊地陶醉在权力感之中”是“对政治力量最有害的歪曲”,“不务实事和不负责任”是政治领域的两大不赦之罪。
政治家应具备的第三项前提性素质,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理素质”。政治家既要用心,也要用脑,需要把火热的激情、庄重的责任与冷静的分析判断熔为一炉,这是一个高难的动作。在韦伯看来,获得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关键是“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对于政治家,沉着冷静无疑是重要的,但也并非判断力的全部。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其实是准确预判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一项极高的实践智慧。如何获得这种能力,非三言两语乃至语言能够表达,韦伯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论述。
韦伯擅长的还是理论。他关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划分,至今堪称经典。在韦伯看来,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或者受信念伦理支配,或者受责任伦理支配,而且,“谁也不能教导某个人,他是该按信念伦理行动呢,还是该按责任伦理行动,或者他何时该按此行动,何时该按彼行动”。鉴于责任伦理是实践的原则,信念伦理为价值的目标,具体到政治领域,韦伯主张政治家应该尊奉责任伦理采取行动,时刻意识到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并“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而不是仅仅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对社会制度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让它熄灭,使其熊熊燃烧。欲把人间建成天堂者,常使之成为地狱。韦伯深谙此理,因此才对信念至上的政治家有着本能的警惕。
在学理上,韦伯指出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本质不同和深刻对立；在政治领域,他突出了责任伦理的优先性,且对信念伦理多有贬损。但在演讲即将结束时,韦伯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两者的结合,并认为,政治家唯有将两者结合,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两种伦理的结合,其实也可看做三项前提性素质的结合。如何做好这一结合?我向冯克利先生请教。先生告:这种技艺,可能比只讲明其一更为困难,因为它是场景的,无通则可寻。
对政治家而言,具体场景下的、无通则的事情,无疑都是些难度极高的动作。但是,若不可能的事不去追求,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毕竟,不是谁都有资格把手放在历史舵轮的握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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