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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张子森
2013年1月28日,近百家中外媒体的焦点,对准了贵阳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薄熙来一案当天在此开庭的传闻,虽已被证实并不准确,但关于重庆的种种记忆,再一次被人们记起。
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此后将近一年时间,原本交汇在黑色和红色漩涡中的重庆,渐渐归于平静,但又不那么平静。
一个普通的社区红歌队组织者,一个曾经在打黑大潮中起伏的律师,一个在惶恐和观望中度日的小企业老板,在重庆这座城市里,他们就像无数普通老百姓一样,无限趋近,又无缘相交,他们之间“只有0.01厘米的距离”,却在共同体验着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寻常却又不寻常的人生。这很像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里的故事。
李英:
失落的歌者
生活的艰难,已经让李英更理性地看待问题,“组织红歌比赛、舞蹈比赛用的钱,为什么不能花在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上呢?”
2月2日晚,重庆观音桥商业步行街。闪烁的霓虹灯下,潮水般的人群涌动。音乐响起,几百人的队伍随之舞动。“这是坝坝舞,重庆最有名的广场舞蹈。”朋友笑着说。
当红歌的声音从重庆大大小小的广场销声匿迹,人们便迅速找到了替代品。而“坝坝舞”,一直以来就是川渝人民喜闻乐见的休闲方式。
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李英,还是习惯性回忆当年“唱红歌”的辉煌。“2011年3月,我们20多个队伍,好几千人,到洋人街那边唱红歌,当时好壮观哦,你可以到网上看一下嘛。”
李英所说的,是2011年3月4日,为迎接建党九十周年,重庆洋人街风景区“长城”景点举行了千人红歌会。彼时,3000余名重庆市民登上“长城”,共同唱响了《歌唱祖国》、《红梅赞》、《四渡赤水》等近40首红歌。
然而,这种盛况并没能持续多久。“从王立军那个事情以后,我们的红歌演出就开始少了。”李英说,当时她感觉非常失落,不得不把大部分目光投向收入、物价,以及更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2012年3月15日18点30分,李英从重庆新闻联播上,看到了薄熙来被中央免去职务的消息。从这时起,李英的失落,又变成了一种被现实裹挟着前行的无力感。
“唱红歌并不是一件坏事。”如今李英想起这几年的经历颇为感慨。“对我们来说,唱红歌是最简单,花费也最小的娱乐了。”
2012年,不再去唱红歌的李英,随着母亲病情加重,她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医院陪床。
2012年,不少退休、下岗或待业的市民,已经无法再找到能够接纳他们的社区合唱团。于是,他们又找到了李英,“今年1月18日到1月20日,还去唱了一次。”李英说。
凭借多年社区工作和组织演唱的经验,李英还是会抽出一些时间,为这些“红歌爱好者们”拉赞助,联系演出场地。可为了照顾身患癌症的老母亲,李英尽量多呆在医院里,“妈妈是我最爱的家人,我也没有再去唱红歌的心思了。”
由于医院开销太大,李英和家人迫不得已,把母亲从三级医院转到了二级医院。“在那边每个月的花费将近5000元。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1700多元,还要扣除医疗保险等费用,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李英说,她也是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收入,以补贴家用。
生活的艰难,已经让李英更理性地看待问题,“组织红歌比赛、舞蹈比赛用的钱,为什么不能花在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上呢?”
但自从远离了欢笑舞动的人群,李英脸上的笑容也明显少了。2月1日,医生建议李英和她的家人放弃母亲的治疗,这让李英难以接受,“我怎么能忍心做出这种选择?”
记者离开医院时,医生再次约谈李英和家人。2月1日下午5时许,李英给记者发来短信:“我们听从医生的劝慰,放弃治疗,现实绑架了我们,我大哭现实的残酷,人真的是太渺小了。”
李国庆:
“如履薄冰”又一年
2012年,对于李国庆的一些朋友来说,“恢复”成为这一年的关键词:恢复企业账户,恢复公司名誉……
“我们企业小,受政策变化的影响不大。”回想起这几年动荡的重庆商界时,重庆某服装加工企业老板李国庆放声大笑。
虽然直到现在,自己的企业从未停止运转,但李国庆也实实在在过了几年担惊受怕的日子。“比较大的企业,像黎强的、陈明亮的,比较小的企业,像一些区县的煤矿,都涉黑被打过,被打的企业越多,我心里越是发慌。”李国庆说,从2009年至2011年,他一直极力维护与其他企业的关系,避免自己的员工与其他企业的员工发生冲突,“一句话,如履薄冰”。
实际上,李国庆并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做服装加工前,他曾在长途货运、木材加工等多个行业尝试,也经历过生意上的多次起伏。
“是我们民企发展的环境变了。”在与熟悉的多个企业主交流后,李国庆意识到,虽然“涉黑”罪名没有落到自己头上,但自己的企业也没有获得更多的利润。
但这几年,李国庆眼看着他的一些企业家朋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他一边为自己的“小”庆幸,一边却又感觉被这股大潮裹挟得喘不上气来。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薄熙来被免职后,2012年6月8日,重庆市委市政府召开发展民营经济大会,张德江在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健全法制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财产不受侵犯,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经营不受干扰,旗帜鲜明地维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于是,2012年,对于李国庆的一些朋友来说,“恢复”成为这一年的关键词:恢复企业账户,恢复公司名誉……
“趁今年春节再做个计划吧。”李国庆早已无法忍受束手束脚的环境。
张智勇：
刑辩律师的春天回来了
2012年3月份之后，被称作“刀尖舞者”的刑辩律师，身上背负的压力终于慢慢散去。
2013年1月31日，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重庆律师协会刑事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智勇，因为成为不雅视频女主角之一赵红霞的辩护律师，而变得异常忙碌。
“赵红霞的家人慕名而来，委托我们智豪刑事律师团队担任赵红霞案的辩护律师。”张智勇口中的“慕名”，指的是该所确立“专做刑事辩护”的方向以来，特别近几年来办理了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诸多大案要案后慢慢树立起的口碑。
2009年初重庆掀起“打黑”风暴后，张智勇带领该所律师团队向“专做刑案”方向转变。在本地许多律师眼中，这是一个“不理智”的举动，在外地律师看来，刑辩律师风险大，在重庆做刑辩律师风险更大，而整个律师事务所全部做刑辩更是一个疯狂的举动。
“会见当事人不再像以前那么难了，律师和当事人的权利也都能得到保障了。”张智勇说，自2012年5月份以后，重庆的律师行业逐步回归正轨。
回忆起在打黑风暴中的环境，“会见难！”张智勇和该所其他几位律师脱口而出。“在会见当事人之前，我们连承办单位是谁都不知道。”智豪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石宗初说，当时专案组众多，自己接手案件后，根本无法确认其所属的专案组。“特别是涉黑的刑事案件，即使运气好，确认了承办单位，在开庭之前，我们得到准许会见的机会也很少。”
“阅卷难”——则是他们面对的第二道门槛。“本来案件被移送检察院以后，律师就可以进行阅卷，但在打黑期间的刑事案件，到了法院阶段我们才可以阅卷。”张智勇说。
“我们代理2009年陈明亮案的一个主犯时，案卷足有300册，每册又有200-300页。”张智勇告诉记者，案件被移送法院至开庭短短几天时间里，他们的辩护团队只能连夜加班加点。
“那时候压力特别大。”张智勇说，除了专案组在开庭前设置种种障碍、会见现场全程监听，庭审时有的专案组还会派员在场旁听。“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从检察院审查、起诉开始，公安部门就不应介入了。”该所另一位副主任罗林律师说。
“当时有不少律师在面对这种监视时，如质疑刑讯逼供之类的话不敢说，即使说了，也是点到为止。”张智勇说，他在2009年代理重庆某区县的一起涉黑案件时，在法庭上当庭表示专案组存在刑讯逼供。庭审结束后，当地一位司法局局长专门找到他，在向他表示了敬佩之意后，小心提醒他：“你要保护好自己，要讲究方式方法。”
辩护的压力不止于此。张智勇说，在打黑期间，每听到律师被抓的消息，大家都觉得不是滋味。另一位律师还说，他曾在渝北区的某看守所会见一位当事人时，会见室门口的专案组成员说：“注意哦，李庄的例子很惨重哦。”
即便承受着如此压力，“在打黑期间，我们还是敢接涉黑案件。”张智勇说，他告诉自己的团队，就非法证据排除和刑讯逼供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在法庭上要和公诉人针锋相对，绝不能含糊。“不仅要说，还要大声说。正因如此，我们也成功揭了好几顶涉黑‘帽子’。很多外地律师认为，重庆律师在打黑时不敢说真话，这绝对是一个很不准确的看法。”
因为代理涉黑嫌疑人的案件，他们还承受了一些市民“狗头军师”、“黑律师”的评价。“2009年，我们的律师执业证封面由红色更换为咖啡色，业内的律师就开玩笑，以‘黑律师’互称。”想起那一幕，张智勇忍不住苦笑。
2012年3月份之后，被称作“刀尖舞者”的刑辩律师，身上背负的压力终于慢慢散去。
2012年3月15日，石宗初正走在会见完当事人回律所的路上。“听到广播里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脑海中第一个想法就是，春天回来了。”罗林补充说：“是刑辩律师的春天回来了！”
据张智勇及同事回忆，2012年4月中旬后，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会见、庭审时公安部门的陪同逐渐减少并最终取消。
张智勇说，2012年5月份，他在会见某专案嫌疑人时，遇到原重庆律师协会会长孙发荣(现在当专职律师)，“当时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想阻拦我们会见，我们当即据理力争：‘如果不让我们见当事人，我们就去市政法委投诉你。’最后那个工作人员还是服了软。”
“相对来说，重庆迈的步子还是挺大的。”张智勇说，“这也让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未来乐观了很多。”
（除张智勇、石宗初、罗林外，文中其他受访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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