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会敏
从小到大,一直觉得年是父亲一个人的。因为对于过年,全家人中父亲总是最热心、最投入的一个,跟他比起来我们全都是配角。进得腊月,他便开始忙碌起来。过年就如同一场期待了很久的盛大演出,徐徐拉开了帷幕。先是买来黏米、豇豆做豆包,因年轻时一次空腹喝酒导致胃出血,父亲落下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豆包这类不好消化的东西,他是一个也不敢吃的。可是住在城市的我们喜欢吃,他和母亲每年冬天都要乐此不疲地经过淘米、磨面、包裹、蒸制、冷冻一道道繁琐的工序把豆包做好,再你一包他一包地分给我们带走。
若说蒸豆包只是年的开场舞,那么此后的节目便越来越紧凑、热闹,父亲开始频繁地开着助力车赶集。挑那些自家用粮食饲喂、生长期长些的猪、牛肉买来,他说这样的肉没经饲料催熟,吃起来格外香。鸡鸭一定要活着买来,自己亲手宰杀、洗净才放心。瓜果蔬菜更是要提前采买,一来避过涨价,二来趁着市场人少的时候方便挑拣。回来一样样地裹上报纸、塞进塑料袋分装好,放进自家院内宽敞的菜窖里才踏实。最后要做的就是炒瓜子、花生,炒早了容易走油、变味,影响口感,所以要排在末位。父亲就这样一点一点把年货置办回家,也把越来越浓的欢喜和满足写在脸上。
父亲最喜欢的还是大红的对联、福字和灯笼。我小时候家里挂的灯笼是手巧的父亲自己用铁丝扎的骨架,妈妈打好糨糊、买来红纸以后,糊灯笼的任务便落到爱逞强的我的头上。眼高手低的我开始几片纸还糊得规整、妥帖,慢慢西瓜灯上的红纸就开始倾斜、别扭起来。看着越来越狼狈的灯笼,我很是懊恼,直想撂挑子不干。可父亲却笑着夸我:不错不错,我闺女最能干。没耐性的我不得不坚持堵上最后一个窟窿,终于把一盏透着七扭八歪印痕的红灯笼挂在门头。记得我刚买房子那一年的年前,父亲特意打电话叮嘱忙得不可开交的我,买两盏红灯笼挂起来。那一刻,我心里暖暖地潮湿了,我知道那里面寄寓着父亲对我未来生活火红的祝福。
逢年,父亲还是会给归家的我们蘸大串的糖葫芦,父亲的这个手艺是被嘴馋的我们逼出来的。小时候,乡村的街道上偶尔才会有卖冰糖葫芦的人经过,每次我们都会先派一个人盯住卖货人的车,另一些人不约而同地缠着父亲撒娇。推托不过,父亲会从兜里掏出钱来买一两串,我们于是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没品出啥味道就下了肚。想必看着吃得甜嘴麻舌的我们,父亲的心也是酸的。于是穿起山楂、支起炉灶,带领我们自己蘸糖葫芦。虽说最初的糖葫芦又硬又黏牙,可我们还是吃出了快乐、甜蜜的滋味,到后来父亲的手艺完全可以和卖糖葫芦的媲美了。
成家以后,我和弟弟、妹妹先后下岗,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坚强的后盾,拿出自己的积蓄帮这个买车、帮那个开店,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的生活拉上正轨。我跟随婆家经商的脚步迈进了粮油经销这个行当,自此与娘家隔着两个小时的车程和无比的想念相望着。总是很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大家才能心安地关门闭户,携家带眷聚到父母家的火炕上,舒舒服服地嗑着瓜子、啃着冻梨,跟随电视里热闹的欢歌和父亲大铁锅里蒸腾的热气,尽情地享受一年里难得的团圆时光,就像父亲翘首盼望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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