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接二连三爆出的性丑闻将多名官员拉下马。
性丑闻迄今确实在反腐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本质上看,这与“小偷反腐”、“绑架反腐”等其他非正规反腐形式有显著区别。后者一旦事发,即扯出巨额财产而导致腐败官员败露,而前者在沸沸扬扬之后,至多是提供了腐败线索。毕竟,反腐的关键内容是针对公共领域借助权力的腐败转化。腐败官员固然通常喜纳情人,但一名清廉的官员也可能私生活不检点。传统习俗和党纪都对此类问题有约束,但这些并不是法律,不能由此推论出公共意义的腐败。
以法治准则判断,一方面,不仅权、性、钱的交叉交易不可容,权、性交易也不可恕,而且嫖娼、包养“二奶”等行为均应依法处置；另一方面,虽然政府高官的私生活受保护程度应该比普通公民弱一些,但单纯的私生活不应替代公共领域行为,成为被追究的对象,这是对法治和人权原则的自觉尊重。否则,以国人对他人私生活的热情以及官场上可能的权斗冲动,微博发几张照片、一段视频,都可能掀风鼓浪。
十八大以来的微博反腐热潮,体现了民众对腐败的极度憎恶和愤慨,寄予了他们对建设清明政府的希望。民气可用,足堪珍惜。但从情妇反腐的视角,也可看到微博反腐的局限。中国未来反腐任重道远,在舆论监督的意义上,还是要推动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让新闻媒体客观、公正、深入的报道成为反腐利器,进而构建起理性、稳健、开放、包容的舆论平台。当前“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中国的反腐工程应当是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据《新世纪》周刊,作者: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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