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3年02月28日
来源：齐鲁晚报
-
 【PDF版】
|
|
|
 | 沈从文与张兆和。(资料片) |
|
□陈正宽
写过《边城》、《长河》、《湘行散记》、《从文自传》等不朽巨构的沈从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1949年后,就再也握不得笔管了,不得不转到紫禁城中,与那些发霉枯寂的出土物,相与盘桓。1956年,时年54岁的从文先生,以故宫博物院文物工作者身份,自京出发,南行考察,第一站到山东济南,看山东省博物馆。从1956年10月8日到10月13日,他客居泉城,在原广智院旧址即山东省博物馆内,做客六天。别具意味的是,在这短短六天内,竟给在京的妻子张兆和写了数封家书,伉俪情深由此可见一斑。日则必信,信则必泉,泉上纸面,清雄依然。那么,1956年的泉城写意,留给历史的,该是一种什么印象?
泉城总体印象
1956年10月8日,抵济当晚7时,所写济南通讯第一通,沈从文告诉妻子张兆和的,是对泉城的总体印象:“济南给从北京来人印象极深的是清静。街道又干净,又清静。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似的慢慢走着,十分从容。房子似乎都经日本人改造过,低矬矬的看不出旧风味。小小的,一排排,都用红砖砌成,许多房子都应当名之曰‘小洋房’,住的却大都是中国人。”
沈先生的确是极具慧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济南民居,几乎多半是“小小的,一排排,都用红砖砌成”。泉城汇波,红砖朱瓦,济南相宜民居。所以,沈从文说:“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有些人家门里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霉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
近距离看山师
沈先生抵济第三天,即1956年10月10日夜十点,给张兆和写济南通讯第二通。写他当日冒雨登山,俯瞰红红火火的济南情形。在趵突泉用过早点,说:“直到如今,还不曾玩‘大明湖’找白妞黑妞说书处拜访一番!看情形,大明湖,只修庙,不说书……”登山归来回住处,见附近学校散学,写人文印象:“许多着白衣的女孩子,快快乐乐地当真一队一队从我前面走过。”沈先生顿生联想,想到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三一桥“惊鸿一瞥”的故事——“记得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和她的同伴脉脉含情地走过。”沈先生又记了另一种情景:“今天上午到师范学院(按此指“山师”),下午课散学,千百学生挤着出门上饭堂,我们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也极有意思。”于此行文之中,沈从文以曲笔吐露他当时处境的无奈与寂寞。“因为即‘报上名来’,也还是没有人明白你沈某是谁,做什么事,正和传达门房差不多,望望不相识,一开口即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什么也不干’,他却笑了。必须遇到好事的,才问问‘客从何处来’,却说从北京来,也只是怀着一点好奇心情,望望上下。可能最引起注意的还是我脚下一双学生鞋证明我和他们大伙‘是同道’。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真的,论当时处境,比比自己的好朋友巴金,无论如何,我们天才的小说家沈从文,是有些难言的委屈。
大观园小人书
沈从文逛大观园,是抵济第五天的事。他写道:“今天又到个‘大观园’,和东安市场差不多,纵横许多小街,还有四五个戏院子分布在周围,好几十家馆子都干干净净。”曾记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小人书在中国最兴盛的黄金时代,当时在济南大观园内,出租小人书的摊店,数不在少。景象为大作家发现,于家书中对爱妻娓娓道来:“使我们发生兴趣引起注意的,还是一排五家贩卖出租小人书小铺子,有好几十位大小读者蹲到地下看小书,灯光暗暗的也不在意。还有母亲带孩子看的。”大观园,小人书,这在沈先生看来,“许多人的文化知识,是从这些巴掌大连图带字的故事书中得来的!”“原来要它的还不止小孩,很多大人都要看看遣闷散心,很多人还从这书上受教育,取得做人勇气与信心!”小人书,大胸怀,未可限量。沈从文乐观地预估,“这是最有读者的著作……销数不止一百万,起码当是五百万。不过写它的人也需要大勇气!因为会写文章的人,如不迁就习惯写法,是得不到成功的!”
千佛山赶庙会
1956年10月13日,是沈从文此次济南行的第六天即最后一日。此日清早,他在广智院给妻子写济南通讯第四通。他要把昨儿下午赶千佛山庙会的情形,书告内子。“听说千佛山上有庙会,因此赶到那里去,原来和赶街子一样,有万千人在登高!山路两旁,是各种各样的地摊,还有个马戏团在平坡地进行表演,喇叭嘶嘶懒懒地吹着,声音和三十年前一样!还有玩戏法的,为一点小事磨时间,磨得上百小观众心痒痒的。卖酒的特别多。此外还有卖篮子、笸箩等日用品的,可知必有主顾。出路转折处还有好些提大篮子的,篮中扑鼻香,原来是卖烧鸡的……路旁还有好些茶座酒楼……马路一直修到山脚边悬崖处,崖上石佛其实都不怎么好看,欣赏的还是万万千千。更多的是从小路爬到山顶,人在高处和小蚂蚁一样……”
作家的良知,在于清醒的思考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当也必须对社会发言。当时沈先生虽已“转业”,却不曾丧失作为一个作家对于人事国事天下事的极度关心。当时“大屋顶、红柱子”的所谓“民族形式”建筑风格,多而且滥,他在济南通讯中一针见血说“这不好看”。而对小人书的普及,则极表赞同。由此也可窥沈先生一时之心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