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3月12日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口、环保、安全等新一轮的压力纷至沓来,国内不少大城市都患上了“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病”。对此,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建议用制度和管理“下猛药”。
“盲目建设国际大都市将会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前些年我国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出现不少问题,大城市建设近十年近乎爆炸式的扩张,终于导致了一些“病灶”在日积月累后集中爆发,2011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些只是‘大城市病’的表征,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城市建设、管理上的错位和不科学。”全国政协委员连介德说。
政协委员顾也力分析,“大城市病”表面上看形态各异,但实际内部存在着各种因果联系,治理也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可草率行事、“一限了之”。“‘大城市病’非中国特有,参考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经验,一般都是立法保护和制度先行。”人大代表李碧影说。
代表委员认为,“大城市病”的出现,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在改善法治环境等方面,仅仅做“加法”还不够,还要做“乘法”,领导干部在治理一座城市时,有“智商”、“情商”,更要有“法商”,只有追求依法行政的“乘数效应”,才能根治城市顽疾,造福百姓。此外,政府还应积极看待民间的环境诉求,建立更畅通的表达渠道。而且“城市病”频发的压力,还有“倒逼”地方政府部门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制度设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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