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霞
“哲学的功用是缓慢的。思想往往要潜伏好几个世纪。”当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861-1947)写下这段文字之时,并不意味着对哲学、思想的悲观或否定。恰恰相反,怀特海“自始至终强调的一个观点便是:要提高和保持文明,冒险是很重要的”。怀特海所说的“冒险”,主要是“观念的冒险”,他认为,在人类文明的缓慢演进过程中,观念之作用不可替代,正是“观念的冒险”,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原动力。
怀特海曾以奴隶制的废除为例,说明观念的作用和把观念坐实之漫长艰难。奴隶制在古希腊就存在,以古罗马帝国时期最为典型,但直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后才被从法律上彻底废除。最初,奴隶制被视为“天然”,没有人认为它不合理,即使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些杰出的政治领袖仍在家中蓄奴。最先撞击奴隶制这一“天然”而“合理”巨石的,是并不坚硬的观念,如流水滴石、鸡蛋碰墙,着实是一种冒险。公元前300年左右,斯多葛学派最先提出了平等的观念,对奴隶制发起挑战,该学派认为,所有的人——无论其出身、种族、财富、地位如何不同——都受同一个自然法的支配,作为个体他们是平等的,这一平等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奴隶。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塞尼卡认为,奴隶制在伦理上是不道德的,人们应该按照由己推人的方式,把奴隶作为平等的伙伴、朋友。所有这些虽然仅仅是一种观念,却是影响、推动社会变革的开始。怀特海认为,这些重要的冒险的观念,最初“出现在一小群天才人物的头脑中”,它给社会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小,却是“新生活制度的微弱曙光”。继斯多葛学派之后,人道主义的精神、人类基本权利的观念、民主的观念等一次次观念的冒险,不断冲击着奴隶制,历经千年,方水滴石穿。在怀特海看来,实现从奴役到自由的转变,“哲学贡献了一般观念,法律贡献了建设性的能力,宗教提供了道德力量”,观念的冒险则是所有一切的开始。
关于生态,人类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观念演变的过程。生态问题,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个观念、哲学问题。人类早期,社会与自然是和谐一体的生态系统。古希腊哲学的主客二分把自然作为沉思默想的对象,这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人与自然分离乃至对立的肇始。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是小写的人逐步演变为大写的人的过程,人的理性精神不断强化和确立。大致上,从十七世纪开始,人类开始进入所谓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以科学和理性为标志,代表性人物是法国的勒内·笛卡尔(1596-1650)。作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始祖、哲学的奠基人的笛卡尔,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他为人类争取了理性的权利,却把动物看成机器,在他看来,自然就是一台没有生命和价值、上满发条的宇宙机器,动物的悲鸣或哭泣与没加润滑油的机器发出的噪音没有区别。“现代人”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看做人的经验、感觉甚至征服的对象,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自然一次一次地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人类理性的自负和狂妄不断增长,对自然的轻蔑也逐步升级。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人类一系列的“征服”、“胜利”之后,“收获”的是残酷无情的惩罚。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虽话语独霸,但不同的发声、观念的冒险从来没有停止过。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大卫·休谟(1711-1776)就对理性的局限、人性的弱点——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提出尖锐、系统的批评,他认为:“人类理解力的褊狭疆界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无穷的混乱,如果不受某些普遍的不可更改的原则的限制,人类的贪心与偏见会很快使世界陷入混乱”。较休谟晚些时期的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曾调侃:“人无疑可以撒籽种树,以嫁接使之优化,以百般修剪使之美化；但他从未想过能够制造一棵树。”——此语尖锐地道出了在自然面前人是何等的渺小,是对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警醒。
《生态文明和环境立法》(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书是刘爱军先生多年来对生态文明倾心研究的结晶,虽出版于十年前,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很重要一点就是体现了一种观念的冒险。作者是在“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生态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对环境破坏听之任之,麻木不仁”的大背景下,就开始关注、思考、研究生态问题的,其间当然经历过不被理解乃至被误解,这既需要思想的敏锐,也离不开道德的勇气。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作者对生态文明问题形成了成熟的、系统的认识,具备了很强的学术自信,从2004年开始就不断呼吁把生态文明理念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写入党章和宪法。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施以重彩、单独成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章修正案也增写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这其中,无疑也凝聚着作者的一份智慧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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