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坐桌前,面对丁午先生的画稿,我似乎听到他开心而苦涩的笑声。那是去年5月,我从三联书店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不久,去前门大街他的家中看望。他患癌症已大半年,正在化疗,抱歉说,只能躺着说话。我们就这样一个躺着、一个坐着,说了一小时的话。那以后不过两个月,他就病危住院,进了特护病房。我去看他,正在治疗,未能进入,竟成永别。他去世后,儿子丁栋整理遗物,发现了这些1969年5月至1972年8月间,他被下放河南黄湖干校时写给留在北京的女儿小艾的信,共约六十一封,二百七十七面。1969年小艾八岁,认不了多少字,作为漫画家,他的信主要是画出来的。
这些信几乎都是以“亲爱的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开头的,有时候还会出现“爸爸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想你了”这样足有十个“太”的句子。丁午对女儿的无比依恋和感情的饥渴跃然纸上。从北京探亲回到黄湖,他会在信中重新回味与女儿相处的一个个细节:捉迷藏、逛动物园、吃奶油炸糕、打扑克、睡觉前的亲吻……晚上值班,他好像在月牙上看到了女儿,想象自己和女儿在看同一个月亮；他做木匠时两只手都被电锯割伤了,想象自己弓着腰,女儿帮他洗脸；女儿回信说她长高了,梳了小辫,他就画了一张自己和长高的女儿的合影；有一天,女儿寄来照片,“爸爸把小艾的照片看了许多次,收到信封里,又拿出来,又收到信封里,再拿出来……后来灯灭了(我们这里每天11点钟灭灯,跟北京不一样),爸爸还是想看,就划了一根火柴看小艾,一根灭了,就又划一根……”这封信中的画,是爸爸坐在床上盖着被子点着火柴看女儿的照片,脸上流着泪。下一封信,他画了女儿从襁褓开始成长的过程,甚至想象未来女儿大了、自己老了的模样。由于和女儿分离,画家的想象力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也许正符合了创作的规律。杰作往往在苦难中诞生。
给女儿信中最多的内容,是向女儿描绘自己在干校的劳动和生活,比如怎样养猪、怎样赶牛、怎样插秧、怎样收割、怎样烧砖、怎样盖房、怎样做木匠；业余生活则捉蛇、钓鱼、养鸟、遛狗、杀猪、宰鹅、下棋、打乒乓、游泳、演样板戏、画墙报,还有生病、受伤、交友……农林牧渔,衣食住行,可谓压缩版中国社会特别是五七干校生活全景,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由于女儿年幼,这些场景的描绘不免努力强调了有趣和苦中作乐的一面。但干校劳动生活的辛苦和荒唐、知识分子被改造的阴影以及情感上的伤害(这也是他那么依恋女儿的原因)是无法掩饰的,或者说,正因为作者极力想把干校生活诗意化、趣味化,反而使这些信中保存的时代信息更加令人伤心。苦中作乐,首先是苦,这种残暴的苦,强加到无数善良的知识分子身上,铸成国家的巨大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幸存的信件就有了更为独特的价值。
丁午生于1931年,贵州遵义人,原名蹇人斌。丁午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任《中国青年报》美术编辑,1979年调入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参与创办并主编《儿童漫画》和《漫画大王》月刊,创作长篇连环漫画《熊猫小胖》、《小刺猬》等,最早引进日本漫画《机器猫》、《樱桃小丸子》(“机器猫”的中译名就是他取的)。他对当代中国儿童漫画影响很大,八零后的许多读者都是在他的漫画陪伴下长大的,他们亲切地称他为“漫画大王”。他在《丁午漫画日记》的序言中说:“念初中时,我就开始画漫画日记了……这么多年了,画了一本又一本,摞起来不下百本”；“如此执拗是为了什么?其实很简单,不过是有感而作。不用铅笔起稿,更用不着橡皮,随着心的驱使,黑墨水顺着钢笔尖汩汩流淌出来……”这句话,表达出了他漫画创作的真谛,也适用于写画给女儿的信。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最后见他时,曾谈到把他的作品整理出版的事情,他当时叹了口气说:“年代久远,又搬来搬去,许多都散失了。”如今,他的在天之灵如果知道这些信找到了,出版了,一定会十分欣慰吧。
恍惚间,我眼前又浮现出他开心而苦涩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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