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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4月29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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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雅安多营镇一物流中心,志愿者们正在装卸物资。 本报特派记者 郭建政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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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4月21日凌晨6时,当只穿一件短袖衫的李海林头也不回地冲入芦山县人民医院后,记者就再也没见过他。
他只是融入了他想去和该去的地方,在灾区,到处都是这样满是激情的面孔。他们都是志愿者。
他们渴望献出自己的热血,可有人说,他们除了热血,还有什么?他们希望能为灾区做点什么,却又不断被质疑为“添乱”。
这种矛盾,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几乎在每次大灾难来临时都会上演。
其实,这个社会本身就是种矛盾体,只是,我们是否探寻到了解决矛盾的办法?
三个志愿者的故事
4月20日晚,李海林跑出家门时,兜里只有一部手机,没装多少钱,他甚至急得连外套也忘了穿。
急匆匆赶到从成都到雅安的高速公路口,他使劲招手,很幸运,一辆运送救灾物资的车停下来。
他没敢给家里打电话,怕父母担心,这个家住成都的大三学生,打算先赶到灾区后,再给父母报信,来个“先斩后奏”。
一路上,他不停地给同学打电话,结果,联系了五个同学,都已进入震中芦山县。
21日凌晨两点,他与记者在雅安通往芦山的公路口相遇,当时已经实行交通管制,所有没办通行证的车辆都进不去。记者决定步行,这时,旁边闪出一个年轻的身影,“我跟你们一起去!”走在路上,李海林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一定要帮我们拿行李。
“我也不知道这时候去芦山是不是添乱,”他小声说:“但除了献血和搬运,我们学生还能干些什么呢?”
一路上,他都在为没能参加汶川大地震救援遗憾不已,那时候他还太小,是个中学生。
我们整整走了一夜,那一夜,无数个年轻身影从旁边经过,在交通管制下,他们都选择了步行进入灾区。
早上6点,我们进入芦山县城,远远看见乱成一片的县医院,李海林喊了一声:“我去帮忙!”然后转身跑进刚刚升起的薄雾中。
到芦山第一天夜里,就开始下雨,然后是强烈的余震。天很冷,记者沿着芦山县城主干道迎宾大道慢慢寻觅,希望能找到李海林,但到处都是躺在雨中的志愿者,因为人太多,帐篷不够用,很多志愿者睡在露天里,拆个纸箱铺在身下,身上再盖几张报纸。
再次跟志愿者长时间交流,是跟着一队山西志愿者从芦山县步行到宝兴县灵关镇。
那是4月24日,地震已经过去四天,一支16人的志愿者队伍来到芦山县。
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山西志愿者队伍,领头的叫陈锋(化名),他和四个同伴从太原一路赶来,路上不断碰到自己前来的志愿者,于是就结伴前进,等走到芦山县城,五人山西小分队已扩充为一支包括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志愿者在内的“杂牌军”。
他们立志救人,并且要保持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不肯去共青团四川省委在芦山县设置的志愿者招募点报名,他们在帮忙搬运了一些物资后,决定还是去刚刚打通道路的宝兴县救人。
从芦山县城到宝兴县灵关镇,其中有15公里山路,崎岖难走,而且经常塌方,危险重重,这群人就徒步上路了。
走到半路上,他们开始分成三队,走在最前面的是退伍兵,走在中间的是热血沸腾的壮男,走在最后的是女性。等走到灵关镇,很多队员几乎瘫在地上。
但他们还要走,要去宝兴县城,救人,干大事。周围的人都劝他们,地震已经过去四天,没什么人可救了,现在救灾也很重要。
队伍里的大部分人妥协了,他们在灵关镇报了名,给灾民搭建帐篷,然后,住了下来。大事没干成,他们心里一直很遗憾。
下山回到芦山县城后,记者遇到从济南市济阳县曲堤镇赶来的志愿者俎金芳,老人64岁了,地震发生那天,他跟家里人说出去买馒头,结果到了济南市,他才给家人打电话:“我去四川抗震救灾了,你们自己去买馒头吧。”
他兜里揣了500块钱,花251块钱买了一张从济南到成都的火车票,站了38个小时,到成都时,脚已经肿得穿不上鞋了。
后面他没再花钱,一路上搭乘各种救援车辆来到芦山,进城后,他满街找扫帚,打扫卫生,饿了就在大街上找点吃的。
俎金芳被大家注意,是因为他去了龙门乡龙兴村。他让家人汇2000元钱,要给每户人家发十块钱,表表心意。一位村民过意不去,一口一个“爷爷”地喊着,又把他送回县城。
俎金芳随身带的包里没有食物和水,而是一摞各种各样的证书,还有他的低保证。
记者问他,给每户灾民十块钱,能起多大作用呢?他不答。
一个低保户出来给灾民发钱,这又是一个矛盾。
招募和劝返
诸多的矛盾,在震后几天里,一个又一个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那几天的芦山县城,原始而混乱,路上随时都能领到吃的喝的,有人在免费发饭,所有人都睡帐篷,每当有物资车开过来,只要高喊一声,就会有一批志愿者围上来,装车卸车。
那些物资很沉重,成箱的水和方便面是最轻的,几十斤一包的帐篷,都压在那些还很稚嫩的肩膀上。经常卸完一卡车物资,就会有人累得瘫坐在地上。
可越来越多的志愿者突然涌入,也让芦山这座小城不堪重负。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随地可见的垃圾,各自为政的管理,还有,不幸遇难的志愿者汪策,都在挑战着这个小城承受的极限。
地震第二天,共青团四川省委设在芦山县城里的招募点上,多出了一个“志愿者回城登记处”的牌子。
这边继续招募,那边使劲劝返。
四川团省委招募点旁边,还有大庆、海南、山西等地的共青团志愿者招募点,但他们互不统属,各自管理自己那一摊。
4月21日,返程志愿者是480人；
4月22日,返程志愿者是430人；
4月23日,返程志愿者是330人……
边招募边劝返,这让负责返程登记的志愿者彭错扎西很迷惑,他感觉来的志愿者的确太多了,但好像倏地一下就走了的志愿者也很多。
刘宝宗是北京平安星防震减灾教育中心的副主任,他也在四川团省委志愿者招募点报了名,但他主动要求自己的工作是“培训志愿者”。
这在以前的灾难现场,还真是没有遇到过。
每个在四川团省委报名的志愿者,都会被带到刘宝宗这里来。刘宝宗先给他们玩个游戏,20多个人一起抓住一条绳子,抬到1.2米高处,然后随便抽出一个人在这条绳子上走,刚开始时大家很惊讶,可每个人都能顺利踩着绳子走下来。
“你们感觉到手疼了吗?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刘宝宗说。
每次培训,刘宝宗总会问志愿者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
“其实志愿服务平时就能做,捡个垃圾、帮个朋友,都是做志愿服务,不一定非要来灾区。做志愿者应该怎么做?你准备好了吗?帐篷、食物都带了吗?志愿者来灾区是为了帮忙,不是增加麻烦……”
“这些天,我给500多名志愿者做了培训,发现大多数人什么都不知道,仅凭热情和冲动就到了灾区。”刘宝宗说。
“志愿者被骂,太无辜”
网上和社会舆论中,关于志愿者给灾区添乱的声音越来越多。每当听到这样的评论,记者脑海中总会闪现那些扛起几十斤重帐篷的稚嫩肩膀,还有那些躺在雨中盖着几张报纸的年轻身影。
如果没有这些不顾一切的热血澎湃,我们会不会又觉得这个世界太过冷漠,转而去反思和寻找温暖热情?
“我们不能自己没有付出,然后评价别人的付出是错误的。”刘宝宗说,“很多社会舆论都在指责志愿者添乱,其实这是整个社会对志愿服务的认识出了问题,而不是哪个志愿者的问题。”
“把板子拍在志愿者身上,他们太无辜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这方面的信息,也不了解这方面的常识。”刘宝宗说。
“志愿者应该是快乐的。”在培训中,刘宝宗对每个人讲,“我们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自己也会很快乐很满足。我们不要做英雄,不要用牺牲的方式去帮助别人,那样你帮过的人会内疚一辈子。这不再是一个英雄情结的时代,而是要我们平平安安、很有效率地把同胞救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志愿者的诉求肯定不是金钱,而是自我价值的满足,是与受助群众互相接受的感动,是看到别人开心自己反馈回来的快乐,这是一种情感的交换。”刘宝宗很郑重地对记者说,“这需要更多人和机构的尊重。”
地震七天后,芦山县城里的志愿者越来越少,共青团四川省委一名负责招募志愿者的干部开始对着陆续空出来的帐篷发呆,“我们又要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这些物资谁来搬,留下的垃圾谁来清理?”
“其实,这次志愿者过多涌入灾区的问题,应该在源头上和平日里解决。”刘宝宗说,“在灾前的日常生活中,政府机构和媒体就该积极倡导志愿服务,做好志愿精神的普及、社会行为的普及,让大家懂得该如何去帮助别人保护自己,而不是在出现问题后指责志愿者。”
相对于国内志愿者的尴尬境遇,国外在灾害救援中的某些做法或许值得学习。2009年4月意大利拉奎拉地震发生后,隶属于国家劳动部的意大利国家志愿服务协调中心,立即协调灾区和周边的志愿者组织参与救援行动。日本“3·11”地震后,“东日本大地震支援全国网络”等民间团体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了解所需物资和志愿者数量,然后再征集、组织志愿者前往灾区。
“希望我们能看到一个温情脉脉的世界。”刘宝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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