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还在进行,仅一周时间,就起了一波三折的变化。 地震发生后第六天,三石走了。他离开芦山的原因有多种版本。有人说是因为身体原因,扛不住了;有人说他是回成都筹集物资了,还会回来;还有人说,是队员们把他罢免了,原因与他的身份无关,而是认为“他把话说得太大了,他到一个村子总是许诺给人物资,可我们明明没有这么多资源。” 三石离开后,一个叫“阿烟”的女孩被选举为“首领”,“阿烟”姓谢,广东人,因为她喜欢抽烟,队员粟林刚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阿烟”。“阿烟”每天不停地打电话联系物资,急得乱蓬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此时的芦山县城,已经人去街空,原本排得密密麻麻的各种企业、救援队、志愿者的帐篷,都已经陆续撤离。 “以前捐赠的大多数物品都是捐给政府的,随着一些公共事件的发生,官办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下降,而且相关部门的职能也在转变,公众有了更多的选择。中国的NGO也不成熟。”望着人去城空的芦山县,张国远也在反思,政府和民间如何形成良好的互动,把力量发挥到最大。 “碰上这种大灾难,政府可以预留一个与民间NGO对接的接口,比如安排团委、民政或者扶贫等部门。”张国远说,其实云南彝良、盈江地震时,政府就预留了这样的接口,双方合作起来很顺畅。 “现在如何对接民间组织,与行政长官的个人认识有关系,如果领导重视,与NGO联合就会做得比较好,如果领导排斥,那就成了各干各的。”张国远说,他更希望能有相关方面的立法,用政策法规来保障他们能跟政府有一个对话机制。 曾有人建议,可以从政府中专门开辟一个部门,与民间NGO对接,张国远不赞成,“那就等于政府新增加一个部门,把所有NGO都纳入行政体系,但中国的NGO更渴望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独立平等的对话机制。”张国远说。 地震第九天,三石的传奇已经成为过去,他的队伍里,还剩下粟林刚等不到20个队员坚守。粟林刚又接过了“阿烟”的接力棒,他刚接收了耐克送来的8000箱鞋子和书包,然后按照他们早已熟悉的模式运往灾区。 这批物资是一个叫“梁叔”的人给他们提供的,粟林刚只知道,“梁叔”是中国扶贫基金会里的人,“应该是个领导。” 接收完这批物资,粟林刚也该撤了,这个来自成都双流县的烘焙工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此行他收获了很多快乐,“梁叔”告诉他们,他将支持他们在北京成立一个新的公益机构,名字没想好,但“我一定要去北京,我以后要让灾区的人生活得更好”。 一个新的NGO又要诞生,虽然它还不成熟,却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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