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中国梦”,是大同梦、强国梦,也是空想梦,在近现代都很难实现。尽管如此,它却代表着当时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聪明智慧和变革图强的美好愿望,也长久地影响着仁人志士对未来中国美好愿景的想象和勾画,有一定的进步性。
□ 戴永夏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国难当头、社会危机日深的情况下,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反思,积极寻求救国之路,勾画强国之梦。其中,康有为营造的“中国梦”,就具有很大影响。
康有为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实践家,同时也是一位空想家。他不但积极主张变法维新,而且对国家建设、富国强民、民族生存等也提出过一些大胆设想。这些充满空想色彩的梦想,很多都包含在他的《大同书》中。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展现出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财产的“大同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轮廓是:其一,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尽善尽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那些造成人类痛苦的“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统统予以废除；其二,这个社会在政治上实行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民主制度,废除法庭、监狱和军队等一切作为强制压迫工具的国家机器,设立只管理社会经济、文化和各种福利事业的“公政府”。这个社会的人都是世界公民,无等级之分,无种族之别,无贵无贱,无主无奴,更无帝王君长；其三,这个社会在经济上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完全社会化。在农业上,“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在工业上,“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在商业上,“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康有为认为,只要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世界就没有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也就没有剥削、压迫、欺诈、贫困和战争。去除了私有制这一罪恶根源,人生的一切苦难都能消除,自然也就能够实现“人人皆公,人人皆平”的大同理想了。
尽管康有为的最高理想是废除国界,建“大同社会”,但他对现实中的中国如何摆脱贫弱、走向富强,也有一些大胆设想。设想之一就是迁都,以“定天下之本”。1895年5月,在给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中,他从国家安全考虑,曾提出迁都西安的主张。他认为京师近海,容易受到外国的威胁。迁都以后,可以凭借西安天然的地理优势,来抵御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为了摆脱慈禧太后等顽固势力的控制,康有为又提出将都城由北京迁往上海,以此来推动变法,实现其变革的梦想。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上书的《密折》中说,北京暮气太重,新东西根本无法生存；上海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迁都上海,才能使变法得以推进。而且,皇帝是一国之君,只要皇帝到了上海,上海就是大清朝的首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新都推行变法了。二十多年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在国外流亡多年的康有为又回到国内。1923年5月,他到了济南,又提出定都济南的设想。那是在他游览济南近郊华山时,看到这里风景极佳,便深有感触地说:“然山水之美,不若华不注(即华山)也!”接着他又在《新济南记》中写道:华山一带地势极好,是建立国都的理想之地,“诚宜移都于华不注前”,即应把中国的首都,迁移到济南的华山下。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迁都济南的具体设想:在华山南面兴建一个“新济南”,在这里铺道路,建公园,种花木,办学校,盖会堂,建园林式住宅区,搞娱乐设施……并借鉴青岛城市建设的蓝图进行规划,在华山下新建的园林式住宅区要仿照青岛汇泉湾畔别墅群的样子；而“新济南”的城市色彩也要像青岛那样“红瓦,绿树,青山”,以至超过青岛,“雄美冠中国都会”。
除了建议迁都,康有为还想到如何解决国家人口过多的问题,提出移民巴西,在巴西境内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主张。他说:“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八百万,若迁吾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在他看来,当时中国人满为患,再发展下去“国将不国”。他带着这一主张去面见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据说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听了这一“宏伟”计划后,十分不屑,但却圆滑地应对说:你这想法固然不错,此事如能办妥,自然不妨去做。只是要使这么多的中国人一下子都迁到巴西去,总得跟巴西公使商量一下。目前这位公使还在巴西国内,等他来中国后再研究吧。几句模棱两可的客气话,便把满怀希望的康有为打发出门去……
康有为的“中国梦”,是大同梦、强国梦,也是空想梦,在近现代都很难实现。尽管如此,它却代表着当时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聪明智慧和变革图强的美好愿望,也长久地影响着仁人志士对未来中国美好愿景的想象和勾画,有一定的进步性。它对反对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建设自由、民主、宪政的新社会,都有着积极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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