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当我们揭开笼罩在“五四”身上的光环,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场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它更是一个节点,是千年荣耀与百年屈辱的交汇点,中国知识精英在这个节点,开始登上振兴中国、挽救民族的舞台。本期“人文齐鲁”刊发了张世镕回忆其父张思纬先生所亲身经历的“五四”运动的文章——《那场可歌可泣的爱国运动》。上世纪初,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那段岁月里,张思纬和他的同仁们“位卑未敢忘忧国”,和广大民众同心协力,通过集会、致电、演讲、撰文等一系列活动,抗议北洋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强权,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工作起来,常常不分昼夜,很多同事都是到处奔走,废寝忘食,极少回家。有的一家老少几口人,都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再回首那段使人既义愤填膺却又热血澎湃的岁月,你会敬佩我们前辈的激情与斗志,这也是那代人当年“中国梦”的集中爆发吧! 近日,马瑞芳教授题为“诺贝尔文学奖和《聊斋志异》”的讲座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诺奖”、“魔幻现实主义”等字眼也再次把蒲松龄这位深深影响莫言的讲故事前辈推到了大众视野。可有多少人知道,一生贫困的蒲松龄,其主要职业竟是私塾先生,而且职业生涯长达五十年,其中三十年在淄川西铺毕府度过。毕家是什么人家?蒲松龄与这家名门望族关系如何?毕府对蒲松龄的人生和《聊斋志异》的写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针对读者感兴趣的诸多话题,马瑞芳教授应邀为本报撰写了一篇特稿,描述了毕氏父子数十年对蒲松龄赏识、尊重、爱护的挚友情结。
在以前的记忆中,《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才写成的,看完马教授的《蒲松龄在西铺毕家“设帐”三十载》,我才知道,蒲松龄其实是“我为糊口耘人田”,一直在毕家坐馆,哪有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读书、教书、著书,是蒲松龄西铺坐馆乃至整个人生历程的精华和焦点所在。教书,是他赖以糊口的职业。然而,蒲松龄为何能够在毕府一呆就三十年呢?这是因为当年的毕际有父子对蒲松龄特别优待,更重要的是,毕家万卷楼藏书丰富,诗词文赋、小说野史、经史子集,用蒲松龄的话说是“书充栋,凭君剪”。这一切,都对他提高文化层次、开阔视野以及著书立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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