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思纬生前每次讲起参加“五四”运动的那段往事,尤其是他跟山东各界请愿团进京的那段经历,总是激动不已。父亲当时是以山东省议会议员、山东报界联合会会员、《公言报》经理、济南律师公会会长等身份,加入山东各界请愿团的。那么,当时他和其他代表性人物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组成山东各界情愿团进京的呢?进京后又如何不辱使命向当局当面请愿的呢?
□ 张世镕
□父亲在国难当头时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英、法、美、日、中等国家在内的协约国成为战胜方,德国、奥匈帝国等国家组成的同盟国属于战败方。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正式提出收回山东主权议案。会议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不但否定了中国的这一提案,竟然还在《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中规定:“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当时,统治我国的北洋政府已经指示中国代表,要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认可。
来自巴黎的这些坏消息,激起全国同胞的强烈愤慨。在济南,各界民众以多种形式开展了收回山东主权的活动。父亲就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投身到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中去的。他回忆说,当时,人们的集会抗议和游行示威声势浩大。规模最大的一次是4月20日,各界10万多人在济南演武厅召开国民请愿大会,大会致电北洋政府和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坚决要求收回我国的全部主权。
父亲特别讲到,“五四”运动发生后,除了跟广大民众一起进行抗议外,他和同事王嶐策先生以济南律师公会的名义,直接致电北洋政府,要求惩治迫害爱国学生的凶手,“以正国法而顺舆情”。父亲说,“五四”运动在济南发展很快,不久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动了起来。父亲还列举了很多人斗志昂扬、同仇敌忾的故事:青年学生冲破军警封锁,上街游行示威；城内上百名乞丐凑钱买了烧饼、油条,让游行示威的学生吃上早点；因当时男女分校上学,女学生较少参加校外活动,她们积极在校内罢课并集会声援；东郊农村几位老大娘携带食品,前去女子学校慰劳女学生；北园农村一位妇女,把全部积蓄捐给因抵制日货受损的商家；银行界宣布“不用日币,不与日商往来”；人力车夫制定规约:“不拉日本人和着日本冠履衣服者”；报界决定“不登日本广告,不代售日本人所出之报”；驻防山东的北洋第五师官兵,多次开会声援各界爱国请愿活动,曾发布引起当局震动的《反对出卖山东主权告全国同胞书》。
到了6月,随着巴黎和约签字日期的临近,父亲和同事们非常忙碌。他们利用各自职业的优势,分工合作,和广大民众同心协力,继续通过集会、致电、演讲、撰文等活动抗议签署合约。父亲说,当时工作起来,常常不分昼夜；很多同事都是到处奔走,废寝忘食,极少回家；有的一家老少几口人,都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在父辈之间,论起“五四”运动中在山东影响较大的人物,父亲赞扬过不少同事和学生领袖,其中多次提到,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先生很有见解、很有作为。在《公言报》报社,父亲称赞编辑鲁佛民先生的社论战斗性强。
□父亲对山东请愿团在京活动记忆犹新
6月18日,山东省议会、山东教育会、山东农会、山东报界联合会、山东学生联合会、济南总商会等召开联合会议,决定组织山东各界请愿团前往北京,当面向北洋政府请愿。父亲说,他和几位同事都被选为代表,大家公推王乐平担任团长。6月19日,他们乘火车离济赴京。济南有几千民众前往津浦铁路车站为请愿团送行,车站内外,人声鼎沸,民众高呼“拒绝签字”、“严惩卖国贼”等口号。不少民众和代表们互相拥抱,挥泪话别,谆谆嘱咐:“坚持到底,幸勿自馁”；“中国兴替,山东存亡,在此行也”,场面悲壮动人。请愿团的列车途经德州、沧州、东光、天津、杨柳青等车站时,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代表们下车答谢,并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当晚7时,列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请愿团的代表们被山东同乡会安排在当地顺城街化石桥的山东中学休息、住宿。
父亲对于山东各界请愿团在北京活动的情况记忆犹新。6月20日上午,请愿团的80多位代表,自山东中学徒步前往中南海的总统府,他们个个持有书写爱国口号的白旗。途中,父亲和同事们边走边向北京同胞宣传,吸引了大批听众。出乎意料的是,到了总统府,不但无人接见,而且大门紧闭。
父亲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大家非常气愤,忍无可忍,一面高呼口号,一面狠狠砸门。时值炎热季节,请愿团的老弱代表又急又累,有人中暑晕倒。天公不作美,忽然阴云密布,大雨倾盆。浑身湿透的80多位代表,跪在泥水里放声痛哭。只听有的代表呼喊:“我们今天就死在这里,不达目的,决不回去!”这时,西长安街过往行人驻足围观的越来越多,北京许多市民给请愿代表送来食物,当地报社的新闻记者赶来采访报道。围观的人们也纷纷责骂北洋政府无能无耻,祸国殃民,不该拒绝代表们的正义要求。总统府面临社会压力,不得不派出官员向大家宣布:“明天上午由总理代表总统接见。”
□父亲被推选为发言人之一,向总统当面请愿
父亲对这次总统府之行回忆说:他们累了一天,回到住处也顾不上休息,大家集思广益,重新研究了对策；接下来几天的情况更加紧张。第二天下午2时,在中南海的居仁堂由代总理龚心湛接见了请愿团全体代表。龚心湛听了王乐平、张敬承、徐寅亮、张文英、李子善和我父亲等代表陈述的意见和提出的问题,也只是敷衍了事,代表们当即要求面见总统。
父亲说,由于他的职业特点,总统府历次的进见活动,他都被推选为发言人之一。6月23日上午8时,山东各界请愿团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得到总统徐世昌的接见,场面非常严肃。徐世昌站在怀仁堂的台阶上大摆威风,傲视阶下,两旁簇拥着数十名文武官员,会场内外卫兵无数。怀仁堂阶下的请愿团代表,不许直接呈交山东各界人民请愿书,须由值班大礼官按典礼仪式转呈徐世昌。然后,由王乐平、李子善、朱文泉、汪洋洋、王建兴和我父亲等代表发言,着重提出了对政府请愿的三条内容,要求采纳民意,明确态度,以便回告山东同胞。但徐世昌始终面无表情,对请愿的各项具体要求也是一味敷衍应付。
□请愿代表不辱使命凯旋
事后,父亲和同事们总结此行,认为虽然达到当面向总统请愿的目的,但徐世昌表示:一“暂缓”；二“困难”；三“无权”。徐世昌的这番答复,岂不是把三大要求推脱得干干净净,哪有一点诚意?于是,决计赶快去找龚心湛,要让他明确表示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拒绝签字。同时,再给他加大压力,想办法分头联系各界,请求支援。这天晚上,接到国务院的批复,尽是些敷衍搪塞的词句,“尚在设法筹维”；“亦必慎为保持”……父辈们看了更加气愤。
6月27日,山东各界请愿团按计划联络了天津各界联合会、陕西学生联合会、京师总商等请愿团和各界代表500人之多,齐集总统府门前求见徐世昌。徐世昌派了个教育部次长出来应付,引起大家的不满。请愿的人们堵在总统府门前两天一夜之久,徐世昌无奈接见了10位代表。徐世昌这次所谈的一切,和上次接见时的那套差不多,很让大家失望。
后来,当局看到怨声载道,矛盾越来越尖锐,山东以至全国,开始出现更加强烈的反帝爱国斗争风暴。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政治压力,特别是进步力量的崛起,在动摇和打乱北洋政府的统治秩序,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两害取其轻”,那批老谋深算的政客,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搞出点暂时表示让步的名堂,结果,也就对合约签字来了个急刹车。于是,龚心湛6月27日所批复的意见,明白告诉山东各界请愿团:“已经电令巴黎和会我国专使,不保留山东问题,对和约绝不签字。”
6月28日,从巴黎接连传来好消息:旅居巴黎不计其数的华工、华侨、我国留学生,把中国代表的住处团团围住,强烈要求拒签不平等条约,到了6月28日那一天,中国代表就是想去巴黎和平会议参加签字仪式,他们也寸步难行。而在这个当口儿,中国代表确实接到北洋政府日前对山东各界请愿团宣称的那份电令,在6月28日拒绝出席、签字并全体引咎辞职。山东各界请愿团和广大的山东同胞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巴黎和平会议出卖中国主权的爱国运动,经过国内外同胞齐心协力的艰苦奋斗,总算初战告捷。7月1日,终于取得成功的山东各界请愿团,在济南民众的热烈欢迎声中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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