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离婚”、“诈捐门”,轰下台…… |
| 被“信任危机”绑架的文化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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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5月0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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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文静
近日,因为被造谣“离婚”,余秋雨法律事务部辟谣称,“对我国当代重要的文化代表人物进行如此猖獗的诽谤、侮辱、诬陷,是严重破坏了中国文化的社会声誉和国际形象。”此声明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友更多是对余秋雨是“中国当代重要文化代表人物”的不屑,甚至是用词辛辣地反击。经此一役,余秋雨的形象再次塌陷。文化名人为何一次又一次深陷信任危机?
◎名人商业化明星化
各种“门”缠身
日前由于网上再传谣,余秋雨与妻子马兰离婚,“秋雨书院”法律事务部声明称,“对我国当代重要文化代表人物进行如此猖獗的诽谤、诬陷,不仅对他们本人造成直接伤害,更是严重败坏了中华文化的声誉和形象”。这个声明对于余秋雨文化贡献和成就的定位引来极大的争议。
这次网友将矛头针对余秋雨,仍不过是彰显了文化名人的信任危机。通过这次事件,余秋雨已经辟谣了的汶川地震“诈捐门”、综艺节目“含泪劝告门”等各种负面信息也纷纷被爆。
不仅是余秋雨,身缠各种“门”的还有于丹、阎崇年、易中天、孔庆东、钱文忠等文化名人。2008年,清史专家阎崇年在无锡签售时,被读者掌掴。打阎崇年的人称,阎崇年不接受公众质疑那就是霸权。之后,阎崇年又陷入“悬赏门”。而文化名人于丹从《百家讲坛》红起来之后,其形象也是一再滑落。2012年底,于丹在北大昆曲专场应主办方邀请做最后总结发言之时,却被观众高呼“下去”,于丹不得已尴尬离场。此外,学者钱文忠也曾深陷“季羡林遗产门”。
其实各种“门”的背后无非是学者过度商业化、明星化引起的争议。文人们如阎崇年、孔庆东、钱文忠、于丹和余秋雨等不再专注于学术,不是过戏瘾、上节目,就是陷入他人的遗产纷争,显得有些“不务正业”。
◎遭嘘声和质疑
奉行“不在乎”
于丹是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者,应该备受尊重,但是近来于丹时常遭遇嘘声,关键在于于丹等学术明星上电视、一年出多部畅销书等商业行为已经被世人所轻视。学者有学问不可怕,可怕的是将学问世俗化,拿来挣钱。大众对商业化的轻视,必然导致对于丹等学术明星的羡慕、嫉妒、恨,那么这嘘声就来得自然而然了。
之前本报记者曾就“高价讲课费”、“出场费”等问题采访于丹本人。于丹告诉记者:“我毕竟是活在当下的人,我的所作所为毕竟有太多的人能够看得到。说到高价讲课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有多少在学校、医院做的讲课,网上都很全。传言讲课费高,你可以找这个地方去核实。传言自然不攻而破。”
处于事件当事人地位,于丹的心态却非常好,她称:“传言都是有当时的误解,其实没有关系,证明自己最好的方法,是真诚地活在当下。在自己的行为上做得更问心无愧,长长久久地做下去。别人在说什么的时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易中天也对外界的负面质疑有过回应。易中天称,批评、关注、回应是人的权利。“我对批评有三条原则:一、指出硬伤,立即改正；学术问题,从长计议；讲述方式,不争论。有些事情,将来讨论比现在讨论好；大家讨论比个别人讨论好；让事实说话比主观臆断好。”
易中天称,他不喜欢被过度关注,但有时处境又让他无可奈何。但是,他坚守自己的“基本人权”:说“不”的权利。易中天的“不”,不是反对的意思,而是不理睬、不回应、不在乎的“三不主义”。
◎需要走出书斋的学者
关键是配得起其头衔
对于学者的明星化和商业化,易中天称:“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部分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媒体。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
这样来看,“书斋学者”和“学术明星”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那些专注于文化发掘、不以出现在公众视野为务的书斋学者令人尊敬,而以易中天的解释,那些同时着力于传播文化、推进学术成果的广泛普及的“学术明星”也同样应该得到欣赏。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余秋雨等文化名人被骂得很惨,他们自身也有诸多委屈。也有很多文章在为文化名人正名。关键是很多名人并不拥有与其头衔相匹配的学术涵养,这才是被骂被贬甚至被造谣的根源。当这些文化名人被媒体吹捧到了极致之后,在一个华丽的外表下,在得到了鲜花、掌声、荣誉之后,自己却担当不起这种殊荣,而是以一种更高的姿态,藐视着芸芸众生,那么他们一定会摔下来,这似乎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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