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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5月0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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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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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工女孩》作者张彤禾 |  | 4月9日晚,张彤禾带着《打工女孩》一书的简体中文版,来到北京单向街书店,与读者交流。图为《打工女孩》封面。 (资料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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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当提及工作在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你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血汗工厂、单调重复?抑或是绝望的纵身一跃?
莱斯利·张(中文名张彤禾)的笔下却有另一面真实。
“更年轻的一代”、“农村里的精英”、“受过较好的教育”、“更上进”,张彤禾在到东莞之前,曾给自己的采访拟定了这样的范围。正是在这个范围中,张彤禾才得以走进吕清敏和伍春明的生活。
十年的中国生活,两年的东莞采访,在张彤禾的笔下,《打工女孩》一书中的这两位主人公,年轻、勇敢、积极,塑造着新的自我,追求着更好的生活。
写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也离开了家。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泊的感觉。” ——张彤禾
如果不去东莞,如果不是遇到伍春明和吕清敏,张彤禾一定会跟大多数人一样有相同的认识:打工者的生活跟一些媒体报道的一样,充满了枯燥、乏味、重复、高强度。他们长时间加班,彼此间缺乏沟通交流,挣扎在社会底层。
“一些外媒倾向于将外出打工描绘成一种绝望的行动,工人们所得了了。”张彤禾说,“我怀疑事情不至于此。”
这个祖籍吉林的华裔女性,对这个群体有着本能的关注,不仅因为其家族的多次迁徙,也因为她作为驻外记者的长期奔波。“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张彤禾在书中写道:“我,也离开了家。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泊的感觉。”
2004年初,张彤禾决定到东莞这个加工产业密集的地方一探究竟,这一探就是两年。
东莞“是有关中国一个极端反常的表达”,这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城市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
她花大量时间在东莞的工厂里采访；她游走在地下卡拉OK夜总会,有些女工在那里卖笑；她甚至跟女工们去“交友俱乐部”,在那里她看到了“八分钟约会”,还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书中主角的伍春明。
经过初期的采访,张彤禾就发现了与“血汗工厂”之类的报道不同的东西。在刊发了几篇报道、与几位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孩深入交流后,“我都可以写本书了”,张彤禾感觉到。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寻路中国》的作者,也是张彤禾的丈夫鼓励她实现这个想法。“我决定写点不一样的东西”,张彤禾说。
2013年4月9日,张彤禾回到北京,带着刚刚在内地出版的《打工女孩》。晚7时许,张彤禾与读者坐到一起,分享在东莞的两年时间里,自己眼中的流水线工人生活。
每人都有过人之处
“吕清敏兼顾勇气和韧性,伍春明则始终在追寻幸福和生命的意义。”
——张彤禾
2004年的秋天,还是一个周日的下午,在东莞做建材销售的伍春明,走进东莞交友俱乐部,她想在这里找到一个心仪的伴侣。“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身着黄绿色毛衣、白色牛仔裤的她站起来发言。
从开始在一家玩具厂的流水线上工作,一路走到销售员的职位,伍春明“一心都扑在了工作上”,无暇认真地经营一段感情。这一年,她29岁了,“现在我开始考虑这事,所以我来了。”
张彤禾在这里遇到伍春明时,这个29岁的女孩在外打工已经有12个年头了。
这年2月一个周日的下午,辞去佳荣电子制品厂流水线工作的吕清敏,第一次走进东莞的人才市场,她要找一份办公室文员的工作。“放低目标”,她对自己说。奕东电子公司的经理李朋杰,录取了这个没有该岗位从业经验,但书法好、诚实的女孩。
“更年轻的一代”、“农村里的精英”、“受过较好的教育”、“更上进”,张彤禾在到东莞之前,曾给自己的采访拟定了这样的范围。正是在这个范围中,张彤禾才得以走进吕清敏和伍春明的生活。
今年4月初,吕清敏告诉张彤禾,她已经结婚,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在丈夫的老家照顾了几年孩子之后,她再一次走出农村,并且在贵州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每个月差不多赚4000块,挺好的。”张彤禾听到吕清敏的消息非常高兴。
“春明还在东莞,还在生活,还在发展。”张彤禾说,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9年多,她仍和书中的两位主人公保持联系。她们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生活全然没有交集。
“她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过人之处”,张彤禾说。
对成功
近似疯狂的追求
“您们的要求也许是再也不要跳厂了,在这个厂好好做两年再回家结婚,再像农村所有女孩子那样成一个家,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的……”
——伍春明
伍春明追求幸福和生命意义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这个17岁就离家打工的姑娘,开始打工时的经历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父母眼中,伍春明不是个安分的孩子。1992年夏天,伍春明第一次出去并没有告诉父母。她和一个还在上学的表姐,借钱买火车票到东莞。“我要在广东闯出一番天地来……我的计划是:第一,去读函授大学；第二,学会讲广东话；第三,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决不结婚。”
虽然经历了初次打工的不适、父母激烈的反对,伍春明还是决定出去。回到老家休整半年后,1993年春天,她坚决地再次来到东莞,并和邻村的朋友一起,被国通玩具厂录用,每月工资100元。
显然,每个月一两百元的薪水无法满足她。短短一年内,伍春明辗转几家工厂后,进入了一家名为“银辉”的玩具工厂。正是从“银辉”起步,伍春明迎来了转机。得知工厂内部招聘文员,伍春明主动请缨,阴差阳错,伍春明竟然如愿以偿。
1994年5月25日,“想来想去,来到广东跳了四五个工厂,却还是一个厂比一个厂强”,伍春明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
“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女儿心里真正所想的”,在另外一篇日记中,她把一些对父母说的心里话写在纸上,“您们的要求也许是再也不要跳厂了,在这个厂好好做两年再回家结婚,再像农村所有女孩子那样成一个家,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的……”
第二次来到东莞后的头三年,伍春明没有回过一次家。“放假时间太短”只是她的借口,“最主要的原因,我实在不想浪费时间。因为,我要读书!”
伍春明读书的愿望十分迫切。“差不多一点了吧!看到这本《外来工》舍不得放手,但晚上七点又要上班……我真恨时间实在是太少了……还剩下多少时间来看书,这样上夜班时间总是零零碎碎的”,她甚至抱怨工作挤占了看书的时间。
读小说,练书法,学说广东话,“唉,我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时间又太少了”,在日记中,伍春明不断提醒着自己,“时间就是生命。”每当发现自己懈怠之时,她甚至会在日记中责骂自己。
对伍春明来说,广东话是重要的,因为在她眼中,这是各工厂领导层日常交流使用的语言,而她终于在1995年学会了。这一年,她跳槽到一家做水枪的工厂,升职到总务部门主任,工资涨到了每月800元。
张彤禾在书中写道,“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伍春明开始研究工厂高层的一举一动,在日记中记下富兰克林的十三条道德准则,学习领导力、化妆和英语。她的目标,是一个“自信,练达,端庄,优雅”的职业女性。
对成功近似疯狂的追求,把伍春明推向了险境。1996年,她加入了传销。虽然月收入最高时可达4万元,但两年后政府对传销组织的打击,让她走向失业。
直到2005年伍春明第二次创业,都没有放弃学习英语的念头,她甚至在创业初期离职,专心学习英语。这让张彤禾非常高兴,可事实的走向颇具戏剧性,伍春明最终放弃,加入了直销的阵营。
在东莞采访的两年时间里,张彤禾笔下的另一名主人公——吕清敏,也从办公室文员成长为一个采购员。她已经能更自如地处理各种关系,让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
时间的紧迫感和对成功的渴求,是让书中这两个主角不断前行的动力。
张彤禾发现的,是关于打工者的另一种真实。
不论是伍春明还是吕清敏,当她们转身融入到东莞庞大的打工队伍,仍不得不面对稀缺的资源、有限的上升通道,以及因缺少真心朋友而带来的孤独感。
“我和她们并没有
太大的不同”
“她们,比起其他任何一切,都更能代表当下的中国:一个正挥别乡土和动荡过去,并拥抱光明但又忐忑未来的国度。”
——《时代周刊》书评
总有人能在她们身上找到一些熟悉的东西。
“读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其实我和她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北京工作的一个白领这样说,“虽然我是在城市成长,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是我所生活的环境、稀缺的资源告诉我,还是要靠自己。”
有意或无意,读者都在找寻自己的影子。“从农村出来,一路读到研究生,然后找到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在一个城市里立足,我和她们多像啊!”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张涛说。
“倾听中国打工者的声音”,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打出的标语。
在接触过许许多多的“打工女孩”后,张彤禾选择了这二人。“她们的背景很典型,都是从普通的农民家庭走出,但她们都很有个性,这方面不是最典型的。”张彤禾说。
而这,也成为不少读者质疑该书的原因:张彤禾的选择,具有倾向性。确实,连张彤禾也承认,她所描写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而是更年轻一代。
“他们出来是为了留下,是为了追求城市里的机会,他们的生活变动,代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版社在推广此书时说。
在结束了TED的演讲后,主持人问张彤禾,如果你有一分钟时间,会对Apple制造商的领导人说什么?
“如果你们想要帮助那些工人,开展一些小型、集中、基础的课程,这会使你的工人得到提升。希望他们也会晋升到Apple更高的职位中,你可以帮助他们适应社会流动性,帮助他们得到自我的提升,当你与工人们交谈,你就会知道,这就是他们所要的。”
张彤禾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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