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则与公务接待相关的新闻映入公众眼帘:一是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嵩县国土局花超过28万元订制500箱特供酒,并在2年内喝完；二是一些街道办年接待费用超百万,被指三个街镇之和与香港特区政府相当；三是一些央企“业务招待费”超亿元。
目光从那一张张被“特供酒”烧红的脸往上移,看看头上那顶“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显得格外触目。当然,经济条件并不是公务接待合理与否的评判标准,哪怕是财大气粗的央企,每年过亿元的“业务接待费”其“震感”并不比嵩县国土局弱。对比,更是徒增烦恼,不同软件环境,难有可比性。
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之后,一方面是官员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典型事件被曝光,甚至个别顶风大吃大喝的官员遭到民众“围攻”。以白酒为代表的高档消费品价格一落千丈,高档酒楼、食肆受冷遇,公务接待豪华风似乎得到遏制；另一方面,公务接待转战单位豪华食堂、秘密高档会所的新闻频见。同时,从许多单位公布的财政预算来看,公务接待费用并没有大幅度下降,多半属于应景表态,有的不降还升。从中可见,公务接待治理仍处于胶着状态,治理之手一旦松开,它便会从观望状态中归位。
治理公务接待中广泛存在的泛化、超标、浪费等现象难不难?委实不易。“酒桌文化”、“饮食政治”是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接待也是生产力”,公务接待不仅是政治学,也是经济学。即或是大型央企、“经济航母”,在业务接待上一样不能含糊；公共财政使用、管理、监督失范,预算外资金暗流汹涌,使得公务接待治理“牛栏关猫”。如果阻碍治理成效的成因链条再延伸,还包括监督虚化、问责弱化等等。说难也不难,关键在公共管理者的决心与手腕。
“酒驾”治理就是一个近年来颇为成功的公共管理个案。据公安部交管局透露,自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以来,经过两年的铁腕整治,“酒驾”行为得到明显遏制,同比下降42.7%,因醉酒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也下降了35.2%。除了事故降低,更重大的成果在于社会观念的转变,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业已成为社会共识。以此类比,要是拿出治“酒驾”的决心治理公务接待,种种痼疾之康复指日可待。
至于治理路径,并不存在技术盲点,他山之石亦有诸多镜鉴之处。严格公共财政预算、取消预算外资金、规范公共财政使用,从资金上直接限制公务接待,给大吃大喝“断炊”；微观上,以精细化管理审查,公务接待的制度化建设至为关键,有法可依是一切管理的基础。体制内的常抓不懈的铁腕治理,辅以政务公开、舆论监督,让公众参与进来,公务接待正本清源庶几有望。(原载于《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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