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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与求学之路
(2007年12月)
  • 2013年05月1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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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官正

  (一)
  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古称干越,秦朝时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余干在鄱阳湖的南岸,也算是个鱼米之乡。宋代诗人王十朋有一首诗:“干越亭前晚风起,吹入鄱湖三百里。晚来一雨洗新秋,身在江东图画里。”写的就是余干的风光。我家在乌泥村,历史上归石口乡管。乌泥是个大村庄,有近千户人家,几千人口,村口有两棵几百年树龄的苍劲古樟,村前的互惠河蜿蜒穿行,古朴的民居坐落在树丛之中,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村庄。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父母都不识字,我上边有两个姐姐。一个男孩的降生,给这个贫困之家带来了欣喜。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户恶霸家的人把脏水泼到我祖母身上,叔叔来水一气之下动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就恶人先告状,上县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结果判我叔赔他家18担谷子,否则就坐牢。万般无奈,我叔就去卖壮丁,卖了18担谷子,顶人去当兵。我出生后,父母请来水叔叔给我取个名字,他想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本来是我有理,到头来却输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随部队开往湖南衡阳,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乱死了。消息传到家里,祖母悲痛欲绝,日夜哭泣,时间一长,眼睛也失明了。在“文革”中,有人攻击我,要我改名字。我说,你们不了解,这是我叔叔取的,“官”是家里吃“官司”输了,“正”是兄弟一辈的辈分,没有想当官的意思。又有谁知道,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桩痛心疾首的往事!
  当时爷爷奶奶、我们一家,还有大叔一家、细叔都挤在一幢很小的三间瓦房里。由于贫困拮据,三世同堂难以维持,终于分了家。这房由爷爷奶奶和细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亲戚的一间半破屋住。后来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挤在一张旧床上。
  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难保下顿,一年到头常喝稀菜饭,最可怜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亲对我特别关爱,每到晚上都给我一个红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时,母亲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进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们家就断根了。”那种特殊照顾令我终生难忘。有一次,在床底下趴着时,突然发现墙角盘着一条蛇,把我吓得要死,赶快往外跑,外面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我成了惊呆的“落汤鸡”。至今一想到那条蛇,还有些毛骨悚然。
  我大概5岁时,一有钱邻居家的儿子结婚,一个小孩端着饭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饭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亲等人家走远后,把地上的肉捡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接着母亲又把草上的饭也抓起来给我吃了。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倒了圩,家里全淹了,日子异常艰难。把谷打碎,与糠米一起加菜煮了吃,外加一碗没放油的咸菜,吃过饭后,胃里常常像刀割一样难受。后来米没有了,只能吃糠拌菜,两天拉不出大便。父母着急,让我蹲着,母亲用筷子从我屁眼掏大便,有时还要用水灌冲。后来,父亲买了一些麻油要我喝下,同时多喝水,才慢慢把糠屎拉掉。真是不堪回首啊!
  江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鄱阳湖边更是常常寒风四起。家里穷得买不起衣服,整个冬天,只穿一条旧裤,没有袜子,几乎整天蜷在被窝里,特别是晚上起来小便,经常冻得牙齿咯咯响。
(二)
  8岁时,父母送我去读私塾,大概用了几个月,很快就把识字的三本书学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诗》,后来又要背《纲鉴》,我识字背书常受先生夸奖。对《千家诗》和《纲鉴》,那时虽会背诵,但不解其意。
  9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没法,只好中止学业,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着拾猪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教室旁晒太阳。老师在里面教,我隔窗认真地听和记。放学时,为了显示一下,我故意大声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一个胖老师,后来知道是詹洪钦老师,听到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吗?怎么不来上学啊?”我回答说:“读过一年私塾,已经忘了一大半,家里穷,没钱上学。”他说:“你家连几升米也没有?”我听后,默然离开学校回了家。
  几天后我要求去上学。父母说,真供不起,你就种田吧!我不死心。又过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几升米,用一条旧裤子扎着,背着父母,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学校管事的人用秤称,问:“还多出五两半,怎么办?”我说:“那就给我几分钱吧。”第二天,我出门时母亲问:“你到哪儿去?”我回答:“上学去。”母亲说:“没有钱啊,你怎么读?”我小声说:“我有办法。”
  到了学校,老师看我已过12岁,问上几年级,我想了一下,就说,“上四年级”。上课时,语文课本里许多字不认识,算术更没学过,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经过努力,勉强上了五年级。五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我不会,常抄同学的。算术学得还可以,历史、地理记不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才慢慢地补过来,能跟上学习进度了,有的课学得也不差。
  儿时我也有些调皮。有一次历史考试中有一个填空题:宋代哪个奸臣害死哪位民族英雄?我搜肠刮肚都想不起来,心想老师什么题目不出,偏出个我记不住的,那我就写你的名字。于是,我就填上“某某”害死了岳飞。老师非常生气,给我打了零分,说:“你太不像话了,我是奸臣秦桧?”我回答说:“我记错了。”他更生气了,说:“你诡辩,不老实。”我小声嘟囔:“就算这道题做错了,也应该给90分吧,其他都做对了啊!”老师一点儿也不让步:“你污辱我,不这样,你改不了。”现在想起这事真后悔。记得在六年级,我与一个同学打架,受到谭校长的严厉批评,罚我们到井里提水并抬回来,还说什么时候我们和好了,就不用再去抬水。我们俩往井边走,我说:“今后我们莫打架,好吗?我们回去,不抬水给他们吃。”这位同学说:“好。”我们俩抬着空桶回来,谭校长一看很生气,说:“你们真坏,带一桶水总可以吧?”我说:“你不是说什么时间和好了,就不用抬吗?我们走到井边就和好了。”其他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我还觉得很得意呢!
  我7岁就开始放牛、锄草、犁地、耙地、割禾、车水,除扛禾斛、水车外,几乎所有农活都会干。上学后,星期天和寒暑假都要帮父亲干农活。9岁那年,在殿嘴上耙田时,不小心摔倒了,脚被耙齿割得鲜血直流,痛得死去活来。有个好心人把烟丝往洗净的伤口上撒,用布包上。记得躺了好久,才忍住了痛,几乎是爬回家的。母亲看了,直流眼泪。
  1952年年底,我小学毕业。在家劳动了半年,1953年夏,乌泥小学18人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和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为筹学费,我四处捡猪粪、拾瓜子,备钱上学,有时也到学校去看看书。
  解放时,我家评的成分是贫农。土改时本来分给两间地主家的房子,父母考虑到我的五爷爷因参加革命在琵琶洲被国民党杀害了,担心变天遭报复,商量后要了祠堂的牛栏,把牛粪、杂物打扫干净就搬去住了。这个牛栏约十米长、三米宽,还有个小偏房,大概六七平方米。小偏房的南墙和东墙是用拆了的旧船板钉起来的板壁,很难看,板缝大小不一,大的可以伸进拳头。最别扭的是,我家偏房出口的东边不到一米,就是邻居家的厕所,而偏房是我家做饭和吃饭的地方。每当我们吃早饭时,他就来拉屎,实在臭不可闻。几经交涉,邻家就是不迁走厕所,找村干部,也不管。有一天,父亲忍无可忍,要拿砍柴刀去拼命。母亲拽着他,大声喊我进去。我拉着父亲,哭着说:“你怎么这样糊涂,杀了人要抵命的,家里就你这一个劳动力,以后我们怎么过?你下决心送我读书,我们家总有出头的日子!”父亲软了下来,说:“旧社会受人欺侮,解放了还这样,日子怎么过?”这个臭厕所直到我上大学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才迁到了离我家十多米远的南边。到我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用落实政策补发的六百多元钱,把这旧房拆除,在前面盖了三间平房,总算了却父母的心愿,弟弟找对象时才有了一幢砖瓦房。
  住在牛栏里,被许多人瞧不起,使我最伤心的是一位亲戚对我母亲说:我的亲戚都住好房,就你家还住狗跳得过的破房。母亲说:我们没有本事,有什么办法?她接着说:那你儿子还读书呢!母亲默默承受着。我回来后,母亲哭着对我说:太欺负人了,人穷盐钵里都长蛆,你要好好读书,为妈争口气。我听后,也哭了。
(三)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很高兴。上学前去村里开介绍信,村会计写道:吴官正家贫农,生活比较困难。我说,你能不能写生活很困难。我家六口人,吃饭靠父亲一个劳力,还要供养爷爷奶奶,经常缺吃少穿,这还不能说生活很困难?这个会计却死活不肯,把我撵走了。
  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路。它的前身是1923年创立的“玉亭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两所学校合并,成为余干中学,当时只有初中。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交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我饿着肚子与同村的同学吴振芳往家里走,深夜才到家。我对父母说:“学校停我的伙食了,你们能否给我一点儿钱?”母亲说:“哪有钱?明天我到李家渡集上去卖些红薯再说。”第二天,母亲提了一篮红薯,带着我去赶集,结果只卖了三角七分钱。我拿着钱往学校走,到了钟山岭脚下,饿得实在难受,用五分钱买了一碗米汤圆吃。到学校把剩下的三角钱交了伙食费。我想,这书看来是读不下去了,于是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听同学说,你很穷,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快12月了,你还只穿一条单裤,袜子也没有,手像鸡爪子。你读书用功,坚持下去吧!”听了老师的话,我难过得掉了泪,真是既温暖又心酸啊!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就说:“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去,到亲戚家抵押,请他们给10元钱让你去上学。”说着母亲、姐姐、妹妹都大哭起来,我很伤心。母亲实在不想把这些多年积存的宝贝拿走,但为了我上学,别无他法,只好硬着心拿到亲戚家去换钱。结果把情况说了,人家还是不同意,我只好哭着回家。不记得村里谁出了个主意,说村里开个介绍信,拿这些东西到县里可以换钱,于是我要父亲驾船送我到县城去。涨水时的鄱阳湖烟波浩淼,风急浪高,小船在洪水中挣扎。在湖边长大的我,虽然经常走水路,在颠簸的小船上仍然感到害怕,但盼着能继续上学的那一丝希望鼓励着我,恐惧已不算什么,只愿小船快快驶向岸边。皇天不负苦心人,那些首饰在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世事沧桑,人情纸薄,一想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记得初二下学期的一天,聂琼老师上代数课,我在书上给她画像,不知什么时候她悄悄走到我身边:“吴官正,你干什么?你画谁呀?”当她看到画像边上写的“聂老师”三个字,很气愤地说:“我就长得这么难看?”我强辩道:“老师,是你长得不像我画的。”聂老师更生气了,怒气冲冲地说:“混蛋,到黑板前来,回答几个提问。”她出了几个题目,我都做出来了。看难不倒我,又出了一个初三的题目,同学在下面叫起来:“老师,这个还没学。”但我也做对了。聂老师消了气,说:“你懂也不要骄傲,你是班长,上课要认真听讲。”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有的同学乱画人头像,也在旁边写上“吴官正长得不像我画的”,我也从不计较。
  读初中时,粮食很紧张,学校食堂早餐都是稀饭。一大桶稀饭,每人分三小碗,剩下的每天轮一个组吃。有时太稀,一个人吃五六碗,上课不到四十分钟,同学们提着裤子往外跑,边跑边叫:“要爆炸了!要爆炸了!”有的同学还编了顺口溜:稀饭稀,照见眉毛照见须,三碗吃下去,个个成了饿死鬼。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说:“家里太困难了,上师范不要钱。”张老师说:“你自学能力强,今后会有发展前途,还是上高中好。”先后谈了好多次,我都没松口。后来,刘周度副校长找我说:“吴官正同学,我们考虑你有很大潜力,国家需要人才,学校已报请上饶专区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鄱阳中学上高中,你班上就保送你一人。”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有时遇到困难,放一放,跳过去往前学,再返回来又懂了,并把课本上的练习都做了。这年暑假两个月都在家自学。1956年的暑天干旱炎热,田里禾苗半枯焦,父母去车水抗旱,我不去。爷爷骂道:“人家一个儿子都去抗旱,你们两个儿子,都这么大,还不去帮帮忙,看你父母都累成猴子精了。”我顶他:“你的父亲和你不是年年抗旱吗?怎么还这么穷?我不去,我要看书,我决不跟你们一样!”爷爷没办法,说:“懒东西,没良心。”我一方面感到爷爷说得对,父母可怜;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努力学习,抓紧时间记,抓紧时间领会,抓紧时间做练习。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四)
  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当时就是个有近60万人口的大县。鄱阳中学创建于1902年,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饶河河畔。这个学校不仅在上饶专区是重点学校,在全省也有些名气。
  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证件。”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来说:“你先报到吧。”
       (下转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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