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
(上接A06版)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我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积分、概率论、复变函数和偏微分方程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不退。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氯霉素。后来听说,孙校长是南下干部,找到县委书记说:“这个同学家里很苦,学习成绩门门课满分,请求县委救救他。”这位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这件事我终生铭记在心,没有共产党,没有孙校长和县委
书记的关怀,没有医务人员的努力,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的爱人张锦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班主任薛番琛老师很喜欢她。我住院期间,薛老师常要她来看我。她有时还带几个包子给我吃,我很感动。我学习好,她很佩服。我家穷,没有什么衣服,一身衣服穿好多天,也没得替换。她同情我,有时接济我一两块钱用。出了院,我觉得她真好,就想同她谈对象,她没同意,也没拒绝。高三时的一天,她说:“人是会变的,你今天对我好,今后未必。”我说:“不会……”
快高中毕业了,要填报高考志愿,我对班主任说,我报北大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天文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力学系。薛老师却说:“建议你第一志愿填清华大学,学工科有些体力劳动,你体质弱,这对你有好处。”结果,我第一志愿报了清华大学。当时张锦裳和另一个同学张淑文劝我不要报考清华大学,担心考不取。我说:“就要报,清华大学总要招人,我一定能考取。考不上,就回家种田。”张锦裳对张淑文说:“没办法,他这人太倔,随他去。”
真是不幸,在高考的节骨眼上,我却发起烧来,考数学时高烧39.7℃,学校请医生给我打安乃近退烧。监考老师很关心,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就说:“你都做对了,交卷吧,回去休息。”考物理和化学时我也发高烧,都是靠医生打针才坚持下来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1959年8月上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听说后,从家里跑了四公里路到石口乡政府去领。心里高兴,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张锦裳。她也很高兴,不过又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同意了。没过几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五)
清华大学是考上了,愁的是到北京去的路费。我找到村里,了解到我家秋季可以分得24元钱,要求提前给18元。村长说要向乡长汇报。我找到乡长,提了这个要求。他想了一下说:“不行,你没钱可以不读呗。”当时我几乎气炸了,但没做声,回到家里默默地流泪。后来张锦裳的大哥给了20元、细叔给了18元、高家姐夫给了8元,总共46元,准备从鄱阳坐轮船到南昌,再乘火车上北京。出发前,我同张锦裳到学校去辞行,在校门口遇到杨辉副校长。他说:“你来得正好,你为学校争了光。你家困难,上饶专区教育局给学校50元钱做困难学生的路费,决定给你20元。”我高兴极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去会计那里领了钱,又去教务处领了毕业证书。发毕业证书的老师说:“真是人不可貌相,你土里巴叽的还能考上清华大学,看不出来。”我笑了笑,想到还有那20元钱,点了点头出去了。
从南昌到北京怎么走,我也不知道,只能打听。到南昌火车站一问,才知道没有到北京的直达列车,坐慢车要两天两夜,票价是13.6元。慢车站站都停,到汉口转车时,已经坐得头昏脑涨。我走进一家餐馆吃饭,看到红烧鱼七角八分一盘,就要了一盘,还以为是最便宜的,哪知吃了一会儿,再往黑板上看,傻眼了,这是贵的,其实一角二分或二角钱的菜也有。当时心里真后悔,嘴里也没味了,鱼也吃不下去。坐了一会儿,就离开餐馆去排队等火车。
在火车上一直坐着实在太难受,就在一个长座位上躺了下来。有旅客来问,有人吗?我回答没有,并起身让出座位。那位想坐在我旁边的旅客把东西往行李架上放时,我抬头看了一眼,结果他拎起包就走了。我心想,他一定把我看成小偷了。我上穿一件土布衬衫,下穿一条毛士林短裤,没洗脸,没洗脚,身上有股酸臭味,也难怪别人这样看我。我倒觉得蛮好,来一个旅客问,我就看他的包,人家马上就提包走人,让我睡了个好觉。
9月8日,到了北京前门站,天气有些冷,接站的同学很热情,拿了一件旧大衣给我穿,说先报到,还问我带了多少钱和粮票,我说:“80斤粮票,钱只有一点儿。”的确,我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只有一件张锦裳给的旧棉袄,一条长裤,一双布鞋,一床父母床上的旧被子。同学们很好,说你是从农村来的,没关系,给你发10天的伙食票。
学校很棒,给了我甲等助学金。由于高等数学已自学到大学三四年级的水平,因此学习一直很主动,成绩也好。
入学不久,开始分班,我分在动力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二班。班上共21人,戴眼镜的不少,大多穿得像模像样,而我又黑又瘦,衣服又旧又不合身。当时辅导员吴荫芳老师要我当班长,我说:“不当,能否当个团支部委员?”吴老师问:“为什么?”我想到高中被整的痛苦经历,脱口而出:“我不想整别人,也不想挨整,当个团支部委员挺好。”吴老师哈哈大笑。他很有涵养,真的提名我当团支部委员。心想今后自己不会再被整了,很是得意。大学三年级时,我被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与同学关系处得都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不太进步”的,都同我谈得来。在大学六年中,我没有整过一个同学。全班同学在“文革”中和后来,也没有犯错误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同学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年是国庆十周年,学校组织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我心情非常激动。9月30日,全班同学每人发一斤八两干粮,下午六时出发,走到五道口车站,等了约一小时,再乘火车到西直门车站,又排队步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才到王府井大街百货商场附近休息,此时干粮已吃掉了一斤,口渴就喝自来水。八点多钟,队伍又开始移动,在东长安街边第一次看到坦克、大炮、重机枪,十分兴奋。不到十点,林彪开始检阅部队。阅兵结束后,接着游行。当我们走过天安门城楼时,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我们大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喊:“人民万岁!”那时的热情、激情,真是情不自禁。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走到西四停下来休息,吃干粮,喝自来水,只剩下两个包子留到晚上吃。下午六时左右,队伍又返回到天安门广场跳舞,看放烟花。我从来没跳过舞,女同学拉着手教,实在不好意思。大家都在跳,就数我跳得最蹩脚。晚上十点多,人群逐渐散去,我们又回到西直门,乘火车返校。到学校时,已是10月2日的凌晨。
北京的冬天来了,寒风刺骨。我上身穿张锦裳给的旧棉袄,下身穿一件绒裤,脚上还穿了袜子,尽管天很冷,却很满足。每天六点之前起床,洗漱后在食堂买两个窝窝头,里面塞上咸菜,一边吃一边走,去教室占位子。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年长的大多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之类的帽子,有这样那样的所谓“政治问题”,年轻老师中也有右派,还有苏联老师。老师们上课都很认真负责,书教得实在太好了。有一年过春节,我约班上几位同学去看方先生和宗先生。宗先生说:“你们来了,我是右派,你们知道吗?”我说:“听说过。我们来给你拜年,你是先生,你的书教得很好。”师母很高兴,忙着拿糖果给我们吃。
生活困难的那几年,学生每天粮食定量一斤一两,早餐三两,中晚餐各四两,油和肉定量都很少,连蔬菜也是每天定量供应的。年轻人饭量大,肚子里又没油水,经常饿得难受,我脚脸都浮肿了。为改善学生的营养,学校从北大荒搞了些大豆,一个月分给我一斤。
大学二年级时,还是选我当了班长。这年春节,学校宴请留学生,我被指派作为中方学生代表之一参加宴请和联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得那么好,也是第一次喝红葡萄酒,十分开心。我没有尝试过自己的酒量,不知道葡萄酒也会醉人的,一口就喝了大半杯,不到几分钟,就觉得头昏脑涨,天旋地转。在回宿舍的路上,吐得精光,事后想起,后悔不迭。如此一顿美味,吃进去又吐了出来,确实可惜。
在经济生活困难时,同学们对食堂很有意见,换了几个人都没办好,系领导决定让我代表学生去参加食堂管理。我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作了许多改进,伙食也有些好转。半年后因营养不良,身上浮肿,组织上要我回去休息,我没有同意,最后到底还是挺过来了。
1961年冬天,晚上常饿得肚子痛,有时爬起来喝自来水。在同学议论毕业后干什么时,我说:“说心里话,只想到北京饭店端盘子,人家吃剩下的,我去扫盘饱吃一餐,就心满意足了!”同学中有人说:“你还是团支部书记,讲这样的话?”我说:“肚子比思想过硬,有什么办法?”大家都苦笑。大雪纷飞的时候,同学们都很高兴,盼来年农业丰收。我说:“瑞雪兆丰年,粮食翻一番,八月十五大会餐。”同学们都乐了。
由于自己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党,一年多之后,经组织审查,认为我品学兼优,符合入党条件。1962年3月21日,由高成、米盈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在北京读书的几年间,家里生活很困难,主要靠张锦裳每月26元的工资来维持。我每两年暑假回去一次。弟弟上学、结婚的钱和我从北京到家乡的来回路费都是靠她解决的。她十分节俭,很不容易,又要教书,又要带孩子,还有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次,她要我母亲给些布票,帮我买两件绒衣。母亲说:“官正在毛主席身边,还会冷到他?如果是你要,我就给你。”母亲没文化,她的话也可以理解。
1964年,奉上级要求,在指导老师带领下,我们七位同学去上海合成橡胶研究所,帮助02车间解决聚四氟乙烯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问题,然后再写出毕业论文。同学们分了三个组:裂解、精馏、聚合工段。我和郭树清分在聚合工段。那时聚合常因测量滞后,反应迟钝,引起聚合釜爆炸,迫切需要解决快速温度测量和聚四氟乙烯单体储罐的液面测量问题。这单体沸点很低,找遍资料没有记载。我跑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在一本物理化学书中得到启发。又听说武汉化工研究所生产全氟三丁胺,我设法买来,设计了一种液面计,按物理化学方法进行校正,终于获得成功。郭树清研制出的小惯性热电偶也很成功。这两项技术用在聚合工段,不但不再发生爆炸,而且聚四氟乙烯的质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时裂解、精馏工段的测量和控制问题也都解决了。对此,研究所评价很高,学校很重视,上海市化工局领导也很高兴。我们在上海待了八个多月,各自写出了毕业论文,作为绝密资料存档。后来还为四川晨光化工厂设计过测量和自动控制系统。
这年3月,我爷爷去世了,享年83岁。我很思念一生贫困可怜的爷爷。
还是3月,全国研究生考试,我没有报考。5月初,清华大学党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校参加5月20日的研究生补考。我只好听组织的话,回去参加研究生考试,被录取了。我当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考虑家里太穷,想早一天参加工作；另一方面又为考取研究生感到高兴。
1965年大学毕业前,校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领导接见了我。我作为优秀毕业生,获得蒋校长颁发的奖章和证书。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当年第15期以“清华大学量五班上海毕业设计队”署名,发表了《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毕业设计工作》一文。清华大学学报还发表了文章:《迈进在红专大道上——记动力系优秀毕业生吴官正》。
读研究生期间,指导老师是在英国留过学的方崇智教授。他开了五本书的单子,其中三本俄文、两本英文,给的题目是“氧气顶吹炼钢的测量和控制”。最难的是热电偶的保护套管不过关。我到卢沟桥附近的耐火材料厂去调研,从资料中得知氧化锆套管耐高温、耐腐蚀,我设计了套管,用上后,寿命提高了好几倍。
不久,学校决定让我去延庆参加“四清”运动。蹊跷的是,头一天发的一个月46元助学金,放在枕头下面,第二天一看只剩下6元。我心里又气又急,就叫工作队队员小连到商店给我买一斤饼干。给了他一元钱,他用了六角四分,还剩下三角六分交给我。正吃饼干的时候,蔡祖安队长看到了,说:“吴副队长,怎么一个人吃起饼干来了?”我说:“这个月学校发的46元助学金,40元不见了,心里不舒服,要小连买一斤饼干补补身体。”他“啊”了一声走了。我想,全让人家拿去了还不是一样过?真是阿Q精神,自我安慰。
在延庆县古城村搞“四清”,十分辛苦。按照规定,我们都在老乡家同吃同住。最难受的是吃饭。那时老百姓很穷,收入很低,伙食很差,常常吃不饱。塞北的冬天十分寒冷,一个冬天没有抹过澡,生了一身虱子。到1966年开春,把里面的衣服脱了,用开水泡,上面一层虱子。这时身上奇痒,才发现头上、眉毛上都长了虱子。真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啊!
有一次,蔡祖安队长回市里去了,县里通知开工作队领导会,我骑自行车去了。中午每人发三个大馒头,半碗红烧肉,半碗咸萝卜干,我又买了三个大馒头,全部吃下去了。过后不久,嘴里发干,就拼命喝水,胃胀得难受。下午开会时,我坐不下去了,频频往厕所跑,想吐又吐不出,想拉又拉不出,实在难受。到晚上未见好转,嘴里流涎水,整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只喝了一碗稀饭,便骑自行车回到古城村。
没过几天,又发生了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县里办公室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工作团领导要来古城视察。我问要不要在老乡家派饭,他说不用麻烦老乡。正午时分,来了三辆小车。一下车,县里来的领导说:“小吴,你去拿两瓶开水来。”我答应“好”。我提来开水,见桌子上摆满了茶蛋、油饼、包子,真希望也让我吃点儿,但没让跟着吃,很不是滋味,心想:要求我们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和老乡过的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还说不要麻烦老乡,全是鬼话,两面三刀!他们走后,我说:“同志们,我们也别麻烦老乡了,明天到养猪场搭伙去。”大家都同意,生活大有改善,后来每说到“不要麻烦老乡”,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件事几乎影响了我一辈子。当领导的一定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不久,我返回学校,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后来“文革”开始,学校乱哄哄的。1968年4月,我被分到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文革”结束后,学校才补发了我的研究生毕业证。
(选自吴官正:《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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