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得到的是房东的搬家暗示。曹先生夫妻俩和侄女三人原本租住在杭州郊区一处农民房。4月13日深夜,曹先生确诊之时,社区工作人员接到电话迅速组织摸排防疫工作。房东告诉燕子,她和侄女可以继续租住,但是曹先生出院后不能住在这里。“我老公需要人照顾,我肯定要跟他住在一起啊!”为此,燕子搬了两三次家。
“我的孩子还小,父母年纪也很大了,非常感谢医护人员将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过,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区别对待我们。”曹先生出院时曾说。
李兰娟院士也曾呼吁:“如果这位房东害怕禽流感,那么我得说,曹先生的安全性反而是最高的,因为他的血清内有很强的抗体,没有传染性,他自己也不会再患上H7N9禽流感,他的血清甚至可以用来救治其他H7N9患者。”
不少康复者挂账出院
出院后,浙大一院为康复者安排了为期一年的随访期,家属要带康复者定期回医院检查。
5月8日,13位康复者回到医院做第一次检查。在随访登记中心,几乎所有康复者及家属都戴着口罩,对陌生人非常敏感。他们热情地互称“患难之交”,交流休养经验、食疗偏方,但又谨慎地避开询问更多信息。
曹先生身体仍然比较虚弱,燕子借来轮椅推着他去做检查。怕他们找不到相关科室,医院专门安排了一位医生带着他们,以节省时间和曹先生的体力。“在负压病房醒过来时,看着你们穿着‘太空服’,像外星人似的,吓我一跳。”曹先生跟医生说。
在得知齐鲁晚报记者的身份后,曹先生陷入了沉默。燕子说,老公不愿意再面对媒体,特别是怕暴露住在哪里,以免再次被房东驱逐。在随访登记中心登记电话及住址时,燕子小心地把信息写在纸上递给医生。
65岁的胡老先生戴着助听器,在与齐鲁晚报记者聊天时,他略带“自豪”地透露,自己因为得了这个病还上过电视台。他多次称自己听力不好,戴着助听器也听不清楚。当记者简单询问“当时病得严重不严重”时,他一下子变得很警惕,然后很快随家人离去。
年轻的孙先生是少有的几位没戴口罩的康复者。他恢复得不错,一个人来做检查,还不时地插科打诨,逗曾经的病友开心。在病友们交流被“排斥”的遭遇时,孙先生说自己没有这种经历,在家休养期间,邻居还经常上门看望。
在杨老先生进行康复治疗的病房,记者注意到,临近的病房都紧闭房门。
除了心理上的阴影和压力,对于原来病情危重的康复者来说,病毒对身体的损伤较为严重,康复之路仍然漫长,且存在一些未知的变数。这是病人和家属最为担心的。
燕子很想带丈夫回老家休养,那里有更多的亲友扶持,而且空气也好。但是曹先生肺部的恢复没有那么快,仍然有些气急,身体很虚弱。除了要定期随访,燕子也担心丈夫病情反复,所以他们暂时还得住在杭州。
为了给丈夫治病、养身体,燕子已经借了好几万元。“你信不信我连租房子的钱都是借的?”而且,在县里医院、浙大一院的费用都还没结清。据不完全了解,一个患者的治疗费用30多万元。目前,相关政策暂未出台,康复者都是挂账出院,治疗费用如何报销、个人承担多少还是未知数。多位康复者家属表示“相信政府”,不太担心费用问题。
据4月11日南京市委宣传部在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江宁区“新农合”管委会办公室表示:根据《南京市江宁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施意见》规定,患者医疗费用最高可报销25万元/年。江宁区在组织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同时还在全市首家引进社会化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治疗H7N9禽流感最高可报销125万元。
杨老先生现在靠鼻饲进食,每天除了三餐,还要喝两次中药、两次牛奶,吃一次水果。本报记者站在病房门口向他遥遥问候,他抱拳回应,说:“谢谢你!”
杨老先生的精神状况不错,但是章女士说,病毒让他的免疫力几乎全部丧失,医生再三嘱咐,一定要防止再次感染。说到这里,章女士又眼泪汪汪了,“我不能没有他,虽然我照顾他肯定没他照顾我那样好,但我一定要尽力。”
燕子把手机彩铃改为孙燕姿《明天的记忆》,“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未必因为满足,因为我们过得不含糊,从来不曾退出。”
据医生介绍,8日的随访结果显示,康复者的身体状况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曹先生对康复非常有信心,他对齐鲁晚报记者说:“我大概不用一年就能康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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