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岸青
迄今接受过智商测验并有据可查的最聪明的人是一位女性,今年67岁的前撰稿人玛丽莲·沃斯·莎凡特,其智商高达228,比一个正常人高出一倍还多。
不过,我要提到的聪明人是另一类人。他们孤军奋战解决了几个问题,然后随便在黑板上写几个公式,却从此改变了世界。比如,17世纪的牛顿,还有上个世纪的爱因斯坦和冯·诺伊曼。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常识性”观念。这颗堪称史上最聪明的大脑到底有何过人之处,成为20世纪科学史上最传奇的谜团之一。而冯·诺伊曼,如今所有使用电脑的人都应该向他致敬,他制定的计算机工作原理直到现在还被各种电脑使用着,他因此被称作是“现代电子计算机之父”。
美国作家诺曼·麦克雷在其作品《天才的拓荒者——冯·诺伊曼传》中说,广岛原子弹投放后,有日本物理学家向政府写报告不必担心第二颗原子弹,因为组装差不多就要一年的时间。日本物理学家不知道的是,诺伊曼加入了长崎原子弹的研制,其参与的棱镜研制工作使长崎原子弹提前成功。在长崎原子弹引爆后第二天,日本天皇一边读着刚送来的报告,一边不得不决定投降。此后,冯·诺伊曼在美国不断跨界,让数学的触角尽可能伸长,包括理论物理、物理学、决策论、气象学、生物学、经济学和战争威慑论,当然还有计算机。
作为一个犹太裔的移民,到美国时间也并不长,但他所产生的影响从他临终前的一幕可见一斑,“(美国的)国防部长、国防部副部长、陆海空三军司令以及所有军界要员围聚在他的病榻前,聆听他最后的建议和非凡的洞见”。
诺伊曼为啥这么聪明呢?除了智商以外,肯定还有其他的东西在影响着,尽管诺伊曼的智商一定不低,听说他能心算8位数乘以8位数。
下面这个神话一般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点启发。
自1908年到1926年的十几年间,从匈牙利布达佩斯三所精英中学毕业的四个年轻人,后来在美国一起参与发明了原子弹。四人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生在布达佩斯同一个区,上同一类学校,在匈牙利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并先后移居美国。他们是齐拉、维格纳、诺伊曼和特勒。
齐拉、维格纳和特勒曾说服爱因斯坦写了一封著名的信给罗斯福总统,这信实际上是齐拉执笔的,试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随后开始了。“老大”齐拉提出,核链式反应有可能释放工业规模的能量,可以制造原子弹的理论构想。“老二”维格纳,在生产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材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为此1963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伊曼是“老三”。在美国拥有热核弹和实施强硬外交方面,“老四”特勒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不过是这三所中学“生产”的令人瞠目结舌的高精尖人才的代表。学生成才量多质高,是每一所学校梦寐以求的。校史上出了个把“名人”,都要大书特书,何况是这样的四个人,怎么想都觉得好像他们来自火星。他们的聪明才智使全世界受益。
麦克雷认为,他们均得益于那个时期布达佩斯实行的中学精英教育。精英教育的核心元素有二,高昂的学费和优秀的生源,二者缺一不可。富有、热衷于子女教育的犹太人成了其中的主力军,于是,造就了这一时期的奇观。例如,三所精英中学之一的明塔中学创立人为冯·卡门,他儿子即是他教育理念的最佳实践范本——西奥多·冯·卡门,乃匈牙利旅居美国的最为资深、最为著名的的科学家,空气动力学的先驱,钱学森是其最著名的弟子之一。
是不是这个教育模式能正好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不过我看这种模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只把一成的智力超高的孩子培养成精英,对另九成就有点漫不经心。况且对少年英才的专门培养,我们已经尝试了30年,依然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
还是孔子那句话说得对,因材施教吧,诺伊曼们上少年班,平平之辈考大学。让我们长点信心,诺伊曼本人就曾坚称,最聪明能干的往往不是犹太人,就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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