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岩侠
“我想回家干,哪怕在外边一年能挣五六万,在家门口只能挣三四万!可惜,咱老家没几个像样的企业!暂时我还不可能放弃在广东打工挣钱的机会,但是,我做梦都在想何时一家三口能天天在一起看电视吃个热乎饭。”
这是春节回家时,菏泽老家几个打工农民的心声。他们不懂产业集群和产业化为何物,更不懂这几年很热门的“城镇化”。他们只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才叫生活。
“今年儿子就要毕业,到底让他留在北京闯,还是回威海?老家城市虽然小,也有一大批发展势头很好的企业,路不远,待遇也不错。如果他一个人在外闯荡,不仅会生活得很累,连我们老两口也得为他何时能在大城市买上房子发愁。如果儿子回来发展,一家老少在一起,我们退休后的生活会更轻松。”威海环翠区的老赵期待三五年后可以过含饴弄孙的生活。在他的老伴看来,“大城市的高楼跟鸽子笼子似的,连喘气都不舒服。”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下海潮,那时能成为万元户差不多是所有平民的目标；又走过九十年代的打工潮,那时,无论是学子还是年轻的农民,京、浙、广、深,几乎每一个高楼簇拥的地方都是国人追求富裕的梦乡。一波又一波人的打工潮让人们认识了“城市化”这个名词,“城市化”的背后是无数家庭分离的奔波,大多数的奔波是“讨生活”。于是,乡村里有了“3860”部队,于是,“留守儿童”开始成为问题。
进入21世纪,当80后成为珠三角长三角工厂的主流,人们突然发现,第二代农民工不再仅仅是为了挣零花钱或者在老家盖房子,他们想要的是有滋有味的生活。于是,一连串“富士康事件”引发了人们关于“流水线”与人及生活的思考。
一边是拥挤的城市,一边是空心的村庄。年轻人期待“上班”而不是“下地干活”,而且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农村机械化耕作也令农民“上班”成为现实。但是,在哪里上班才好呢?改革开放30多年,当国民收入成功跨入中等国家行列,当农民的账户上也有了挂着4个零的存款,他们在思念老家温暖的生活。
城市化不是把济南扩出三环五环,更不是让更多人去当北漂南漂。“漂”和“挤”都不是美好生活。中国城市化重心在于乡镇。当工业搬到城郊和更远的乡镇,成为一个个产业集群,当产业集群带来物流商流和一个个居民生活区,当9亿农民大多可以在家门口上班、在小区内养老就医,当留守儿童不再成为问题,那才是大多数人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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