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拍卖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商业力量和社会伦理的一次局部较量。钱钟书手稿书信的命运,其实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隐私”。如果连名人的权利都得不到必要的保护,我们这些普通人的隐私权,就更不值得珍视了。
□金岭
钱钟书杨绛书信手稿拍卖,在各方的反对声中,暂时撤拍了。这个拍卖,也许在商业法则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此商业伦理,实在是太藐视文化的尊严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连名人的隐私都保护不了,我们普通人的隐私,或许就更不值得珍视了。
未经授权不公开他人信件,是通讯自由的一部分,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准则,这个禁忌破了,人们还有什么安全感,人和人之间还怎么互相信任呢?像钱钟书这样的文化大家,其书信和手稿,理应得到充分的隐私保护,否则,文化尊严就没了根基,就有坍塌的危险。历史上,曾经有过公开私人信件酿成的灾难,比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其罪证材料之一,就是有人抛出的一批胡风先生的私人信件,这开了以私人信件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大大降低了社会的文明水准。时代虽然进步了,钱钟书手稿书信也未必会有什么“犯忌”的东西,但毕竟是私人信件,况且还有夫人杨绛的强烈反对,这种只讲商业法则不讲社会伦理的拍卖如果进行下去,将会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投下巨大阴影。
也许有人会说,只要保护好了隐私权,拍卖就能进行,从法理上讲这也许是对的,但谁能保证在媒体如此发达,信息传递如此便捷,逐利冲动如此强烈的今天,信件的内容不会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泄露呢?果真如此,将是对文化尊严的巨大戕害——说到底,文化是靠底线维系的,保护隐私就是底线之一。老作家艾芜的书信,现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因为可能涉及某些敏感话题,已约定五十年不能打开；著名的《傅雷家书》,虽然内容主要是谈艺教子,但也包含着对世相和人物的含蓄褒贬,如果在当时的极端年代被公之于众,换来的很可能是毁灭；罗曼·罗兰写于1935年的《莫斯科日记》,也要求五十年后才能发表……这些珍贵的文本,如果违背他们个人的意愿被拿出来“示众”,还会有文化积累吗?
只要这些书信掌握在私人而不是国家的手里,拍卖是早晚的事,只不过现在拍卖太急了点。事实上,从历史的长周期来说,作为文化积累的一部分,名人书信和日记等,早晚都是会公开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马上公开,最起码的道德是要考虑的。名人书信手稿毕竟不是普通商品,把交易自由权全都交给买卖双方,对杨绛这样的老人来说,也许太残酷了。如果再过几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钱钟书手稿书信无论是拍卖,还是内容公开,其道德压力都会减少甚至消失,何必这么着急呢?面对一个百岁老人的急切呼吁,理应有所忌惮才谈得上对文化和文化人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对杨绛个人的,但更是社会信任的一部分。
这次拍卖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商业力量和社会伦理的一次局部较量,究竟谁能胜出,关乎一个时代的斯文,更关乎隐私权这一普遍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手稿书信的命运,其实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隐私”。名人的隐私是公民普遍权利的一部分,如果连他们的权利都得不到必要的保护,我们这些普通人的隐私权,就更不值得珍视了,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这不算多么复杂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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