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64岁的韩国新任驻日大使李丙琪于6月4日到达日本羽田机场,这位日本应庆大学的客座教授下车伊始便表示:“在日韩两国关系不稳定时期,我作为新一任驻日大使,要竭尽全力使日韩两国国民得到良好沟通。”
“朋友的朋友不一定是朋友,也可能是情敌”,若说世界上有哪两个国家验证了此话的正确性,日韩大约该算典范。虽然近年来美国屡屡撮合这两个盟友,希望两国拉近关系,成为构筑“亚洲小北约”的核心力量,可每到八字刚画出一撇时,要么是韩国反日青年上演或挥刀自戕或切手指头的“行为艺术”,要么就是日本右翼分子跳出来哪壶不开提哪壶地揭历史伤疤,总之双方最终总会闹得不欢而散。从去年热络到要签署《日韩军事协定》,到如今新任韩国大使上任伊始就不得不表示要尽力挽回双方关系,日韩两国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又重演了一遍这一周期律。
日韩之间无法走近,除了由于领土、经济等具体争端外,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情绪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将这种情绪定义为简单的反感是有失偏颇的,韩国对日本的情感实非一两句话能说清楚。
想要说明韩国对日感情的复杂,韩国人对其前总统朴正熙矛盾的评价是个很好的切入点。韩国人一方面将这位前总统收入《亲日人名词典》,将其骂为头号韩奸,另一方面却承认他是历届总统中“领导力最强的”,并以高票将这位“亲日韩奸”的女儿朴槿惠推上了总统的宝座。
说朴正熙是亲日,确实一点不冤枉他,这位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政治领袖,年轻时曾写血书效忠日本,宣誓“我身为日本人,决心义勇奉公,以死报国”云云。其当政时代,奉行的也完全是一套亲日联美的路线,不仅力排众议签订了使日韩关系正常化的《日韩基本条约》,奉行的经济路线也完全模仿日本。在奠定韩国经济大发展基础的朴正熙时代,日本的资金、技术乃至管理方式都被这位总统全盘引进韩国,这造就了韩国与日本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经济关系。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是韩国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按照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韩国最好卖的10种外国车中,日本占了6种。朴正熙是否像指责他的人说的那样“卖国”也许得两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确把韩国塑造成了一个与日本极其相似的国度。
作为孤悬在东西方边缘的小国,韩国想要发展必须打开突破口。而在长期的冷战过程中,日本是韩国举目四望之下“唯一能推开的那扇门”。但同时,夹在大国之间饱受他国左右的历史,培养出了韩国极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正如朴正熙本人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所说,整个韩国的历史“就是与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抗争的历史”。
经济与安全的需求,令韩国不得不与日本进行合作,却由于历史的隐痛对这种合作深感不情愿与戒备,这就是为什么朴正熙一方面被认定为“韩奸”,一方面又被普遍认可其为韩国经济腾飞功臣的原因,也是解读韩国与日本为何总是“欲亲而难合”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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