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
前段时间有机会到江苏太仓小住几日,没有任务,心情放松地欣赏江南小城风光,真是难得的悠闲。太仓紧邻上海,属苏州管辖。上世纪90年代做记者时,曾数次到苏州,那里的江南园林给我留下了美好记忆。太仓是否也有古代园林建筑呢?
随便一问,竟然问出一大堆园林景观。原来太仓在明清两代有“园林之盛甲于东南”之称,其中著名的有弇山园、乐隐园、南园、贲园、五美园等等。第二天,当地的画家朋友陆涌生就引我们去观赏了南园和弇山园。
与苏州园林相比,太仓的古典园林,除了格局和空间略微大些,其审美趣味、造园手法以及投射在其中的精神寄托大同小异,没有更多差别。我曾在《隐逸文化与古典园林》中,对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园林做过这样的描述:
高低错落、蜿蜒曲折的规划设计,蕴含了“委曲求全”的心态；弯弯曲曲的小径、回廊,是为了曲径通幽——通向园林主人深刻的思想和卓尔不群的品格；打破对称的建筑格局,隐晦地反映了他们对现有秩序的反叛意识；园林的高墙隔绝了俗世的喧哗,墙外是车水马龙,而一墙之隔的内部却是另外的一片世界,这种静与闹的强烈反差,强调的是主人对精神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太湖石的大量使用,孔的通透、貌的萎缩、石的坚硬,象征着主人对世事的洞明、对折腰屈膝的不甘以及对内在品格的固执；“壶中山水”的建筑思想,利用各种手段拓展视觉空间,反映了在既定的狭小空间中的生存智慧……
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通”、“同”,大概是因为这些园子的主人都是同一类人——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有自己的思想,在官本位的古代社会,“士”代表着一种资格,包括已经做了官和正准备做官的文化人。自从士人阶层从血缘宗法制度中脱离出来,成为集权国家的附属,出仕抑或退隐就成为士大夫们在人生道路上首当其冲也无法回避的选择。对这个矛盾的思考以及处理方式,成就了中国特有的隐逸文化的主要内容,并物质化为江南文人园林。
主张积极入世的孔子,一方面表示“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另一方面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甚至提出了君子出仕或者退隐的三个标准,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然而,随着秦汉大一统集权国家的建立,孟子的这种说法就没人敢提了。
大一统的集权帝国,是建立在对一切离心力量实行强烈扼制的专制统治基础上的。那些满腹经纶,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理想进入官僚队伍里的士人,很快就陷入了种种痛苦的挣扎中。这种痛苦虽然往往是以个人的荣辱升贬为契机,但大部分士人最深切的痛苦并非来自个人的命运遭际,而是由于他们的思考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切弊端无不预示着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深刻危机,并且更主动地参与,企图挽救这种危机,结果却是进一步加剧了士大夫阶层与集权制度的矛盾。这种恶性循环表现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不断地、无一例外地遭遇悲剧命运。故而白居易感慨道:“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遁迹丘壑,把专制制度与士人相对独立之间的矛盾,以空前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迫使朝廷和士人都需要尽快找到一种以更加适应对方为目的的调节机制。于是“和而不同”的“朝隐”因时而出,成为隐逸文化的主流。士人们一方面志在轩冕,一方面栖心丘园,园林别业就是朝廷给予他们的有限的自由空间,以换取他们留在朝廷可以控制的领域里。
隐于山林的,肉体和精神都在一起,还是完整的人。朝、市之隐,隐去的只是精神、个性和思想,上朝办公还得另一副嘴脸去应对皇帝和上司。这种分裂的人格在古典园林的建筑特点和风格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江南古典园林里徜徉,触目皆是“求真”、“印心”、“邃谷”、“卧云”、“洗耳”、“遂初”这类标举人格完善的题额。士人们一方面借园林题名寓意超凡出世,另一方面又寄托了他们强烈的社会情感。他们对园林的赏悦,是与对自己人格的完善融为一体的。
世事徒乱纷,我心方浩荡。惟将山与水,处处谐真赏。 ——皇甫冉
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高轩面曲水,修竹慰愁颜。 ——苏舜钦
没人能数得清古诗文中这类句子究竟有多少。
中国古典园林是士大夫阶层精神生活的一个外壳,是隐含着士人精神品格的密码与符号。它们无言地向后来者诉说着那个远去的历史时代,诉说着在那个历史时代中曾有那么一群特殊的人,经历过那样一种特殊的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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