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
7月6日,韩亚航空的客机在美国旧金山着陆时发生事故,两名中国人死亡,韩国《东亚日报》下属的A频道主持人尹庆民在播报时却称:“是两名中国人而不是韩国人在事故中死亡,从我们的立场看,真是万幸啊。”这则报道在东亚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
究竟什么是从“我们的立场”看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就是指“全体韩国人”的立场。但这种立场起码违背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基本原则,因为世界主义是以人类为本的。对于空难的同情,应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石上,同情的对象理应包括所有受难者,而非仅仅从种族或民族的角度来加以归类。
这不禁令人想起一个掌故,《说苑》记载:“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该文是说,楚王打猎不慎丢失了爱弓,却不让左右侍从去寻找,解释的理由是:反正都是楚人得到它,还找什么呢?
这就是一种“国家主义”的逻辑,就像当今的民族国家仅从自身立场来考量得失一样。但是,诸如气候问题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承担责任,而许多发达国家却将污染严重的工业转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了,只要本国没有污染问题就可以了,而无需去考虑他国的问题,这便是国家主义的最典型的利己而不利他。
然而,中国的儒学家们并不这般狭隘,他们有着独特的“天下关怀”。《孔子世家》里又衍生出这样的故事,孔子听到楚王轶事后,叹息“其不大也”,不如说“人遗弓,人得之已,何必楚也?”这就说明,儒生们早就有了“世界主义”的立场,楚王失弓从楚国的利益考虑,不若从人类的角度出发,“人失之,人得之”,这岂不能走向更为宏大之心胸吗?
孔子的思想还有另外的一面,强调乡亲故里的亲缘关联,这构成了儒家孔门的血缘与地缘根基。当韩国这个儒家文化至今仍盛的国度的电视主持人,从所谓“我们的立场”来看问题引发争议,其背后恰恰也有儒家文化的内在左右。这是由于,儒家明确表示“爱有等差”,与你亲近的人更能分享到你的情义。由此外推,就像一个个同心圆一样将“儒家之爱”层层推将出去,这结构纵轴的核心就是父母与子女,横轴的核心则是父亲,前者是通过生育来实现的,而后者则是通过婚姻来造就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
当今的西方学者在大谈所谓“世界主义”的时候,一方面超越了儒家的亲亲序列,另一方面也忘却了伦理的情感根源。他们在构造世界主义理论的时候,往往呼吁的是全球正义的西化理念,但是,正义的全球化在民族国家间的政治博弈里,实在是难有实现的可能。西方学者对已归入反人类罪的种族灭绝与大屠杀的伦理基础进行了世界主义化的哲学证明,这毫无问题,但将某个小的种族群体的被迫害(只要出于种族迫害的主观意图)归入其中,则显得“小题大做”而太过牵强了。
我们不能给世界主义以某种“应该做什么”的乌托邦目标,而只能设定“不能做什么”的伦理底线。墨子虽极端实用主义但却又有无等差的“大爱”观:“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然而,问题便在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爱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这是可能的吗?我们还是要回到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以这种道德情感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源,以期待重建一种全球性的伦理。
故事还没有完,《吕氏春秋》续写了楚王失弓的故事,说是孔子只是看到了“人”,老子听到后则说连“人”都可以去掉,所谓“失之,得之”这样才能符合天道呀!如此说来,孔子还是个“人类主义者”,老子的智慧则更高明,他才是真正的“宇宙主义者”。实际上,世界主义之英文cosmopolitanism,前半部分cosmos原意就是“宇宙的”,而后半部分polita原意则为公民权,难道世界主义者就是“宇宙公民”吗?这倒符合了中国道家的意思,不过庄子说得更超脱——“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副研究员、《美学》杂志执行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