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人成熟的标志,也是国家成熟的标志,年轻人不懂中庸,就不沉稳；国民不懂中庸,国家就不稳定。普通人的经世也如此,彻底入世,行事会过；彻底出世,行事不足。
说起中庸,常人认为贬义。墙头草两边倒,哪边风硬哪边好,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四面讨巧,八面玲珑,言不由衷,油头滑脑,纯粹的伪君子。连权威辞典也将中庸解释为“调和折衷”。好像骡子,非驴非马；好像蝙蝠,亦禽亦兽；好像蛤蟆,可水可陆。
《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赞扬中庸为顶级品格,对人们长期缺少它深表遗憾。四书五经堪称儒家经典,里面有部孔丘嫡孙子思的著作,名字就叫《中庸》,内容不是批判,而是褒扬。圣人认为中庸——至德,天堂伦理；常人认为中庸——缺德,地狱德性。究竟是先贤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圣人又不缺心眼儿,怎么会把常人所不齿者看做道德楷模呢?
走进元典深处,但见柳暗花明。
“中”是中国的大字眼儿,连国家名字都用它。“中”有两意,一为“中土”,指中原一带,是历史地理概念。二为“中道”,指公允公正,是文化哲学概念。宫廷建筑压在地缘中轴线上,取其“正”意。“中”与“正”相连,“中正”是也,蒋介石巧取为字,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发柄中正剑以示嫡系。“庸”容易产生贬义联想,庸俗的“庸”,庸人的“庸”,平庸的“庸”。实际上“中庸”的“庸”是“常”的意思,指每日为之,经久不变。“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的看法最透彻。行事不偏,不偏的行事不变,合起来就是中庸。前者讲“正”,后者讲“常”,正常是也。陈伯达说,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像正常人说的正常话,别有用心,德性可疑。
国民性中确有油滑劣根,但那不是中庸,而是乡愿。《论语·阳货》中说:“乡愿,德之贼也。”批评那些没有原则,不愿意得罪人,曲意逢迎,随波逐流的伪君子。这个“贼”字用得好,伪善者是偷德性的人。
涂又光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讲一个字是“和”,讲两个字是“中和”,讲三个字是“致中和”。《中庸》第一章说,“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各种要素和谐共生,都不抢势,相互将就,才有共荣的秩序。“中”字通向儒家的最终理想——“和”,需要心性与心智都要达到极高境界。修炼中庸要宽猛相济,不瘟不火,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拿捏得恰到好处,一时一事不难,一生一世不易,“庸”因“中”需持久而变得重要起来。
中庸在横向上表达分寸,在纵向上表达过程。分寸中庸重视程度,“度”是“质”与“量”之外的第三要素,既辨析事物的性质,又了解事物具有某种性质的量值,认识精细了,不容易犯绝对化的错误；过程中庸重视循序渐进,没有量的积累就不会有熟透的结果,规律不是静态结论,而是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要逐渐储备条件,水到渠成,铁杵成针。中庸是做人的大德性,也是做事的大智慧。
中庸教育是高端课题,把士智变成民智,建设温良社会,对大家都有好处。党的十八大提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中庸是人成熟的标志,也是国家成熟的标志,年轻人不懂中庸,就不沉稳；国民不懂中庸,国家就不稳定。普通人的经世也如此,彻底入世,行事会过；彻底出世,行事不足。光忙,人容易疲惫；光闲,人容易懈怠。每日都找到做事与不做事的平衡,才会获得成功的幸福,否则成功了也不幸福,事情太多,心烦着呢；不成功无福可言,活得拮据,心凉着呢。管理压力要适度,没有压力有惰性,压力过大会崩溃。自然界有白天,也有黑天。都是白天,这个世界太炎热；都是黑天,这个世界太寒冷。教育孩子要持守家庭中庸,慈母配严父,一张红脸一张黑脸才是全脸,有表扬就要有批评,光表扬他会沾沾自喜,光批评他会丧失信心。如果急了雷烟火炮,平时放任自流,孩子的人格非夹生不可。中庸不是不讲原则,是讲大原则,讲坚持原则的适宜方法。“不及”与“过分”都不是“中”,“过犹不及”这个成语也来自《论语》。
人需要激情,有时免不了偏激,这对创新有益。激情有创造力,也有破坏力。冲击与缓冲都不可少,淬火后才会获得冷静的科学理性。真理多踏出一步就是谬误。孔子主张“执两用中”,做人做事有时必须用强,但要从极端走回来。一味用强,必伤筋骨,中庸操作,刚柔并济,尺蠖效应,一伸一曲。这也是老子倡导的“反者道之动”,以求平衡。
孔子处于动乱年代,人心激变,缺少中庸之道。当代社会浮躁而亢奋,在接触华人游客的外国人眼里,大声说话被看成中国文化。网络是典型的偏执环境,那些刺激人、刺激社会的言论,难得妥协与宽容。咆哮暴民,外伤社会,内伤身体。中庸社会才和谐。
传说上帝用泥土造人,捏好了第一个,放在火上烤,火候不到就拿了出来,色泽泛白,这就是白种人；第二个多烤了一会儿,结果火候过了,色泽泛黑,这就是黑种人；烤第三个的时候有了经验,火候正好,外焦里嫩,色泽泛黄,这就是黄种人。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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