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入考古一行,纯粹是阴差阳错,甚至入文科这一门,都不是出自本心。然而这些,一点也不妨碍他在考古学界成就一世的英名。
怎样在学术上成就一番事业,有通例,也有特例,相比较而言,特例给人的启示更大些。近读十卷本的《夏鼐日记》,对此深有感悟。
未读之前就知道,夏鼐先生(1910-1985)是中国考古界泰斗级的人物,解放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晚年曾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同时知道,他是个有留学背景的人。心想,定然也像许多这样的优秀人物一样,少小聪颖,志向明确,国内读罢大学,出洋继续深造,孜孜矻矻,终成伟业。读罢方知不是这么回事。夏先生入考古一行,纯粹是阴差阳错,甚至入文科这一门,都不是出自本心。然而这些,一点也不妨碍他在考古学界成就一世的英名。
且看他的学术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夏鼐,浙江温州人。1927年夏,温州十中毕业,来到上海,考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第二年春季开学,因岳父丧事留家开祭,未按时到校,“不料光华附中高中部适于其时划分文、理二科,令各生自行认定。庞元龙以自己认文科,故将余亦报入文科中,余入校始知之,当时分科并不严格,故亦听之”。(第1卷第9页)别以为这是少年时对自己兴致的错判,不,直到上了大学历史系,他还在想着转到生物系呢。
1930年,夏鼐同时考上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光华大学可免试入学,等于同时考上三所大学。他选择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二年经考试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入学不久,9月18日便到教务处问能不能转系。“吾问如转生物系能否得到允许,据云须系主任及教务长允许……一个晚上,都踌躇莫决:‘到底读文科抑理科好呢?’”(第1卷第72页)后因他故,未能转成,只好待在历史系,师从蒋廷黻先生认真读书,且与同班同学吴晗组织中国历史研究会。
1934年夏天毕业,夏鼐又考入清华研究院。历史系仅一人,以最高分录取。几乎同时,清华招考留美公费生。他的长项在中国近世史,但这一年的留美公费生指标里,没有中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相近的,只有考古学。要留学,只有报考古。也不是容易考的,参考者中竟有河南大学考古系的主任。可他还是考上了,且成绩在北平参考四人中为最高。
清华研究院为他聘请的研究生指导员是傅斯年和李济二先生,依学校的安排,可先去安阳考古基地实习一年,然后出国。按说这下该死了心,矢立志于考古事业了吧。真要这样,就不是夏鼐先生了。3月间在安阳,得吴晗来信,说1935年度的清华留美公费生名额里,有经济史一门,他的心又动了。于是让吴晗替他问梅贻琦校长,可否保留去年考古生的名额而参加今年经济门的考试。5月初,吴的信来了,说梅校长“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结果如此,殊令我失望,恐我只好咬牙硬干矣。”(第1卷第319页)也就是说,只能今年留学且学考古了。
这样,1935年8月来到英国,入伦敦大学,师从考陶尔德研究所的叶兹教授学习考古学。没过三个月,他就看出这个叶兹教授的底子,“是一个不懂中文又不懂考古的人,做起中国考古教授,却有点滑稽”。而这时,还有一位史语所派出的年轻学者吴金鼎,也在跟着叶兹学习,“条件是允减低学费一半,以襄助指导他人写论文为条件”。(第2卷第80页)不管别人怎样,他是再也忍不下去了。1936年4月,毅然离开叶兹教授,投师到伦敦大学考古系主任格兰维尔教授门下,学习埃及考古学。同时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要求延长一年留学期限。再后来,又去埃及参加考古发掘,终于获得博士学位,于1939年回国。
对夏鼐与吴金鼎两人面对叶兹做出的不同选择,李济有个刻薄却不失公允的评价。1937年5月间,李济来伦敦讲学,见到了在英国学考古的几个年轻人,据同在英国留学的曾昭燏转述,“李先生曾谈及叶兹教授,此后决不再送学生跟他念书,说吴君太老实,不知变化,颇赞成我去年的转系,说这便是南人与北人气质的不同。”(第2卷第110页)
学术上成功的通例不必说了,作为特例,夏鼐先生最为可贵的是,有着浓厚的读书兴致。“我曾几次对友人说,我的念书成了瘾,用功这字和我无关,要克制欲望读书才配称用功,上了瘾的人便不配称用功。不过我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第1卷第31-32页)喜欢读书,逢考必赢,可说是夏先生成功的不二法门。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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