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衡在山东近代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曾以招股承办的形式,创办了山东第一家商业银行。他跻身官场,纵横商界,是一位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的官僚型绅商。
翟伯成
张子衡,字肇铨,清光绪元年出生在章丘相公寨子村。幼年家境不富裕,在父亲张锡纯的严厉管教下,致力举业。他20岁中秀才,1902年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是章丘最后一位进士。因无钱活动官场,他被派到偏僻边远的贵州任职。清朝宣统年间又升到贵州遵义府知州。张子衡为官初期,曾根据当时律例,对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的恶霸先斩后奏,为民除害,有清官之誉。辛亥革命爆发后,携眷回家乡。后转营钱庄、当铺,加入济南银钱同业组织“福德会馆”,任济南总商会会长。
1921年,原山东官银号改为山东银行,代理省库。次年秋,山东银号并入中国银行,“中行”拟撤销该行。张子衡呈请山东省公署批准,将山东银行转由济南总商会招股承办,总资本100万元,由张子衡任总理,牛嗣照任协理,曹广元任经理,经营存放款、汇兑及一般银行业务,是为山东有商业银行之始。
民国成立以后,当时在济南的章丘帮(主要指旧军孟家和西关高家),自五四运动前后,就在济南经营着数处工商业老字号,资金雄厚,直接影响济南金融和商业的兴衰,而他们也十分渴望和需要张子衡这样的政客作政治靠山,这对张子衡很快控制济南财政、金融,乃至商业大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随着“靠山”的更替,张子衡后来的仕途也如履薄冰。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政权更迭,使张子衡认识到当官不如抓钱牢靠,以后便接受了中日合办的鲁大股份有限公司,以矿权股为半,由山东银行担保。国务总理靳云鹏为董事长,张为副董事长。
张子衡一生投资经营的商号很多,在家乡章丘主要有“金丰当铺”、“盐总店”和“鸿祥杂货铺”。其中“金丰当铺”和西关高家创办的“西关当铺”、“城关当铺”,为章丘的三大当铺。
“金丰当铺”创建于1912年,当时规模很大,有八大院落。铺房建筑也很有特色,巍墙高屋,乌门双开,迎门影壁上,挂有“裕国便民”的牌子,门外悬挂绿柄红头军棍和告示牌,使人望而生畏。从掌柜(俗称“当家的”)、账房先生、分头柜及管号房、管首饰房到学徒共计50多人。组织管理十分严密,责任明确,除学徒之外,其余均为专职人员,十分熟悉当行的规矩,尤其对傅山的“当字谱”更为精通。
“金丰当铺”的日常业务,主要是收当和取款,同时也接收存款,发行信用货币,在农村则是一种高利贷信用机构。“金丰当铺”靠张子衡在济南金融界、商业界的关系,起初发展很快。寨子村一带虽说是张子衡的故乡,但在旧社会,穷苦的劳动人民终年挣扎在饥饿线上；当迫不得已的时候,只有把自己仅有的衣物典当救急。
“要讲富,开当铺”,过去有钱的人,不开当铺,仿佛不足以炫耀自己的财势。据《山东通史》记载:清末民初,章丘的钱庄、银号、当铺发展很快,位居全省各县的第二位。“金丰当铺”又与“西关当铺”和“城关当铺”不同。过去投资于典当业的有三类,即大地主、军阀和官僚。“金丰当铺”属于“官当铺”,西关高家属于民营。当铺经营在官府庇护下,既能保本,又有丰厚的利润,可以说是最合理想的保本生财之道。由于从事典当业可名利双收,又煞威风气派,故而成为张子衡这样的官商绅士所鹜趋的行业。
但是,好景不长,“金丰当铺”在经营了约两年的时间后,随着当税加重和新式金融机构的发展,加之外国金融机构沿胶济铁路线在山东各商埠的迅速增加,各地当铺业务范围缩小,存放款也逐渐减少,所以倒闭、歇业者甚多。据《山东通史》现代史部分记载:“清代光绪年间山东有典当200余家,到1914年尚存102家,除历城有9家、章丘有6家之外,其余各县均在5家以下。”“金丰当铺”也就在这时日渐衰落,最后歇业。其房产家业归于“鸿祥”杂货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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